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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并不浪漫
这我倒没想到，我眼睛瞪得老大，想起爸爸妈妈的“芝麻和西瓜”的论点了。按她说来，很不安全，何止是丢了大西瓜？简直要搭上小命啦！
她的“诉苦”让我对餐馆退步三尺。
在图书馆翻开当天的报纸，发现整整一版是介绍工作的，上面介绍的种类可真多，大到公司老板，小到清洁工，从全职工做到兼职打工，应有尽有。挑来挑去适合我干的只有清洁工和看小孩这两种工。
这两种工相比之下当然看孩子比打扫卫生要好些，我试着打通了几家电话，屡遭碰壁，那个 “问什么你都说会”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对方问：“你有孩子吗？带过小孩吗？”
“ 知道《儿童保护法》吗？懂得儿童心理学吗？你能随叫随到吗？”
“……”
“不会，没有，不能。”
看小孩子我是没戏了。
干清洁工总没问题吧？那就又错了。
旅店老板问我：“你有车吗？”
“没有。”
“有过清扫的经验吗？”不知在家扫过地算不算经验？我不敢回答。
最后我得到的答案也是“NO。”
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腿还是不停地往前走，其实找工作也成了我克服孤独的希望，是在这南半球冬日的一丝温暖阳光。
眼看就要开学了，填的那些表都石沉大海，如果在开学前找不到工作，开学后会很忙，根本没时间找工作。看来目标只有餐馆了，不管是刷盘子还是擦桌子，不管是夜里十一点还是十二点回家，能让我干就不错了。
下午五点，各个餐馆开始营业了，街边的餐桌上坐着许多吃饭的男男女女。整条街上散布着愉快与休闲的气息。看着他们每一张阳光灿烂的脸，不禁想到在国内时的我也是这样舒适，真是今非昔比呀。
也许以后我不再知道什么是“缠绵”，什么是“无忧”，什么叫“温馨”和“浪漫”，我选择了留学就是选择了挑战自我。
我无情地穿破这美丽的氛围，敲开每一家饭馆的后门，结果是我所料到的——不缺人手。
哼，国内中介都说得轻巧，留学生可以打工挣钱，生活费可以自己解决。但新西兰的现实是：僧多粥少，还要经验者，找工哪那么容易呀。
还有一个地方我没试过，那就是酒吧。这里的酒吧数量比饭馆多，许多人每天晚上都耗在那里。说实在的，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就是在国内，周围有家人，有朋友，有同学的情况下我都不敢进去。
现在，我孤身一人，又是在极其开放的国外，让我迈进酒吧——总觉得是个很肉麻的地方，借我个胆儿，我也不见得敢进。
我无奈地走在大街上，我的出现和周围的气氛极不相配。我站在一间酒吧门外，打量着出入酒吧的年轻人，咬咬牙狠狠心：“人正不怕影子斜。”鼓起几乎被撑破的勇气，推开门，走进了那黑咕隆咚的屋子。
在忽闪忽闪的暗光下，我还没来得及摸清方向，一个叼着牙签的人，从牙缝里挤出字来问我：“你需要帮忙吗？”
他留着黢黑的大胡子，说着话就把手搭在了我眼前的吧台上，我看见他的胳膊上刺着一堆黑糊糊的东西。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颤颤巍巍地问：“你们需要工吗？”舌头直打卷儿，再加上我那比蚊子翅膀扇动还小的声音，被周围的重金属乐器的震响压着，谁也甭想听到。
那个人猫下腰，把头凑过来，在我耳边喊：“你说什么？”
一股强烈的酒臭味夹杂着狐臭味扑面而来，熏得我直往后躲，内心泛起阵阵恶心，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天呀，这是什么鬼地方？
“没事，我走错了。”我像遇见鬼一样，转身就跑出来了。
“逃”出了那个黑洞洞的地方，一下觉得外面的夕阳射出的光格外晃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空气那么清新。
说实在的，我并不忌讳谈我这次找工经历，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在社会的大课堂上，学习谋生的技能与经验，我觉得它是留学生的必修课。
虽然一直到开学，我也没找到工，但我能熟练地用英文来推销自己，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填写完很详细的申请表，还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最重要的是和找房子一样磨炼了性格，难道不是又一次成功的社会实践吗。
短短两周我有了这么多的认识，得到了比金钱更难得的东西。
20我的新班级——惟一的留学生成了“国宝”，“妈妈奶奶”成了同学
2003年7月21日，我梦寐以求的一天。我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从这天起，我终于坐在了新西兰W理工学院护理科学系二年级的教室里。
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从这一天起，我来到新西兰的情况完全改变了。
这之前，一连下了两星期的雨，到了开学的这一天，雨突然停了，阳光温和地洒在我身上，好像要把我原来身上的“霉气”全都赶走；塔拉那基火山上的积雪映衬得天空格外的蓝，海鸥在我头上盘旋着，一排火红的枫树林，一直通到学校，像是在迎接我这个历经“千辛万苦”才到来的新生。
在这之前，一堆的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别说打扮，就是换衣服的心思都没有，真有些给咱中国的女孩子丢份儿。今天，我花了淡妆，换了件新衣服，看着镜子里久违的自己，心里酸酸的：终于又恢复我的本来面貌了。
电梯里的数字在向上跳，我的心跳也随之加快，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到了教室——我日思夜想的地方，我却站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
一个很甜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迷路了吗？需要帮忙吗？”
我转过身，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女孩在对我笑，她没有新西兰人特有的“红脸蛋”，没有英国人特有的“大黄牙”，也没有外国女孩特有的“毛驴叫”似的发音……，她笑得那么甜，像个电影明星站在我面前，让人看了很舒服。
“我没迷路，我是这个班的新生。”她的出现太突然了，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打招呼。
“是吗？那太好了！”我的出现也太突然了，她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叫猫，就是这个班的！”她说。
第一个同学就是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我也很高兴，是个好开端。
“咱们快进去吧，我给你介绍咱们班的人。”说着，她做一个手势让我先进去。
她很随意地用了“咱们”这个词，让我心里微微动了一下。
我刚想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猫就过来对我说：“别坐得离我们这么远呀，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说着，拿过我的书包放到了另一个桌子上，那个桌子的周围都是我们班的同学。
我坐到了那个女孩的旁边，她大声地开始为我一一做着介绍：“我叫猫，他是ROSE， 她叫KIM，那边的是CAROL，LILY，·#￥%￥%#·*·#%……”这么多从来没听过的名字，这么复杂的发音，我想尽力记住它们，可是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好像涂了润滑油，这些名字从我的大脑皮层一滑而过了。
最后我只记住了一个，就是“猫”。这个名字的发音既简单又好玩，而且用中文我怎么也没找到第二个与之发音对应的汉字。
“你叫什么？”猫用蓝汪汪的眼睛看着我。
“我叫米雪儿。”
“这是你的真正名字吗？”一个同学很好奇地问：“怎么和我们的名字这么像呀？”
“我的中文名字怕你们记不住，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其实，我不想让新西兰人叫我的真名，这样能减少我对国内的记忆，使我不至于太想家和国内的同学，这才是真正原因。
“我们还是叫你的真正名字吧，这是对你的尊重。你的中国名字是……”猫一本正经地说。
“亭亭。”我尽量慢慢地说，让他们听清楚。
没想到，他们都惊讶得笑起来？
“TING TING？这是你的名字？多么有趣的名字！”
“太好听了。”一个同学说。“TING TING，是铃铛响的声音，好听。”
原来我的名字发音是当地的一个象声词，就好比我们说“叮当叮当”声。
几个同学就一起说：“对，你的中国名字很好听，也很好记，我们就叫你TING TING了。”
“TING TING，TING TING，你好！”他们兴奋地、一声接一声地重复叫着我的名字。
没有初来乍到的陌生和冷落，反而是他们的热情让我应付不过来，我的班级就这样自然大方地接受了我。
在进入这个新的班级之前，我有一点心理负担，那就是我已经在国内上完大学，现在又来插班读学士学位，该不是班上的老大姐吧？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今后的两年可能要和一些小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啦。
今天开学才知道，我反而成了班级里年龄最小的。
我们班共有二十三个同学，其中有三个男生。除了猫和一个叫粒子的女孩还有我是二十多岁外，其他人都是三四十岁，不少已经为人父母了，年龄最大的比我妈妈还大呢。
开学后的一个周末，我在超市买东西，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们班一个叫海曼的同学，她领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我高兴地和她打招呼，套近乎说：“嗨，你的儿子真漂亮。”
没想到她说：“NO! 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儿子的儿子。”我顿时傻眼了，我竟然和当奶奶的人是同班同学！
后来我渐渐了解到，这就是新西兰的教育制度和中国教育制度的不同之处。当地的许多人高中毕业后，并不急于接着上大学，而是先工作一段时间，对社会有了一些具体的接触和感性认识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去上大学。而且大学毕业后，工作了若干年，人们还可以再去上大学，选择新的专业。
新西兰的大学教育是终身的，是全民的，什么时候上学都可以，没有年龄界限。特别是在这种福利国家里，公民上大学只需交很少的学费就可以上大学（大概也就是我们海外留学生学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入学考试一定是不能少的。
我们班同学的背景也各不相同，干什么职业的都有，选择这行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有的人早就大学毕业了，想再多学一门知识；有的人是由于就业的压力改学吃香的护理专业；有的是出于实用——因为家里有病人；更有不少人是出于爱心——想为人类做贡献；年轻点的同学的想法倒是都很一样——这个职业发达国家都急需，可以环游世界。
我们班有一位先生，潇洒健谈，落落大方。以我的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果然，他是当地电台著名的播音员。但是他为什么来这里上大学，又为什么学护理专业，就不得而知了。这是个人的隐私，除非他自己说出来，没有人会打听的。
还有一个大妈级人物，是我们班的积极分子，就是中国学校里班干部那种类型的，她不仅自己学习很棒，还热心帮助每一个同学。她的英文名字很好记，翻译成中文叫“玫瑰花”。
玫瑰花是个律师，在我们这里上一年课后将转到奥克兰继续学习别的专业，她所做的这些，好像都和她的律师工作有关。
我们班还有几个毛利族的学生。有两个毛利族女生长得特像——都是褐色的皮肤，大眼睛，披着长长的头发。令人吃惊的是，她们竟然是母女！娘儿俩一起来上大学，多美的事呀！太让我羡慕啦。我想，要是这的学校对我们外国人也收很少的学费的话，我妈没准儿也跑到我们班和我做同学来了。
我们班还有一个“大叔”级同学，是从印度来的。虽然他也是留学生，但是人家可是从小说英语长大的，语言上没有障碍，学习也很棒。
这么一来，我就成了班上的惟一留学生，还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关注。
今非夕比——我不再是主楼外面徘徊的那棵没人知道的“小草”了，由于我直接插入二年级，省去了大学预科和一年级，大大加快了进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是这个大学第一个拿到学位的中国学生。
用一个中国同学的话来说：“你简直是你们班的‘大熊猫’，是‘国宝’啊！”
当老师向大家介绍我时，全班同学还是很兴奋。按照学校的惯例，新生要来个入学发言，在这些和谐友好的同学面前，我发挥得轻松自如、淋漓尽致。只是讲到后来，我还是说吐噜嘴了。
我说：“我要努力向各位叔叔阿姨学习……”全班的同学都笑了。
21第一天上课——让我发表见解，不比训练一只鹦鹉说话容易
要上课了，我拿出了特意准备的录音笔，坐我旁边的猫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型的录音机，我要把老师讲的内容录下来，听不懂的可以课后再听。”我轻声回答她。
一位女老师夹着书走进来，坐在后排的一个同学立刻对老师说：“ LaLy小姐，请您讲课时，说话速度慢一些，亭亭是中国人。”
“OK！”老师冲我点点头，第一排坐着的一个男生立刻起身，让出了他的座位，请我去坐在前面，能更好地录音。
大家想得这么周到，我抱起书包，连声说着“thank you, thank you. ”坐在了教室的最前排。
我记得很清楚，这堂课是讲《病理学》。这是我在国内学过的科目，而且我取得的成绩也很好。我庆幸第一次上课就遇到了学过的专业，真是天助我也。
我美滋滋地坐在同学中间，不但充满自信，还有一股优越感。
这个女老师是新西兰罕见的瘦子，在中国都是少见的。深陷的绿眼睛，薄薄的嘴唇，短短的头发。这边的人还酷爱穿低胸的衣服，这种衣服穿在这位老师身上，我总觉得我能看到她的心脏在跳，仿佛是个“机器人”在给我们上课。
在国内要开一门新的科目时，老师都要先大致介绍一下教学要求和目标，然后再步入正题——开始上课。可是这位老师开门就见山，一下就进入了深奥莫测的医学专业。
没想到第一堂专业课，就把我给镇住了。
老师讲得太快了，加上她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我努力把耳朵竖起来，拼命地抓住老师说的每一个发音；怎么搞的？为什么都是我从
来没听过的词呢？我又伸长耳朵仔细地听。好可怕耶，老师讲的好像根本不是英语！
拿这样的专业课英语比较，“雅思”算什么呀，简直是小儿科。即使“雅思”考了满分，也未必能听得懂这种课堂英语。
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留学征途又遇到 “坎儿” 了。
看着老师在前面起劲儿地讲着，她在讲什么，讲到哪了，我都不知道。我无奈地关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笔，长叹了口气，这样的语速和发音，回家再听一千遍也是听不懂啊。
我周围的同学们都在低头急急地记着笔记，我凑过头去看，妈呀！原来外国人写字也写连笔的。第一次见到新西兰人写的英文，让我小开了一下“眼界”，满篇连一个认识的字母都没找到。
噢，原来他们也是像我们写中文一样几笔带过的，是和课本上学得不一样的。我才明白——我们学得太正规了，太规范化了，是一笔一画小学生式的；可是我现在是坐在外国大学的课堂里，和我们在国内大学一样，字能连的就连，能简的就简，该“偷懒”的就“偷懒”，只要自己能看懂就行。
我把眼睛睁大，吃力地辨认着黑板上老师写的“草书”，老师当然是教授级水平的字了。只见她在黑板上快笔如飞，左一个圆右一个圈地画着，然后像欣赏艺术品似的，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这场面，突然让我想起了摩尔博士用“天书”考我的那次尴尬，我现在头脑已经乱了，但是有一条很清楚，那就是——我要天天面对“天书”了。
同学的提问打断了老师的讲课，讲台上下一片讨论声，一个人说话还听不懂呢，更何况七嘴八舌了。
“机器人”老师在和同学热烈地探讨问题时，并没有忽视我的存在，她把眼光转向我，
微笑着让我讲一下对刚才大家争论的见解。
只有这句话我百分之百地听懂了，但是我无法回答她。老师耐心地说着什么，我想她是在启发我，在极力挖掘我的潜能，周围的同学也在期待着我，希望他们的“TING TING”同学能带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的眼前有一群大鼻子大眼睛在晃，一些粗细不一的声音好像是从他们鼻子里发出来的，我突然感觉像是在外星人中间……
本来嘛，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懂，现在竟然让我谈什么见解？我心里忍不住想笑：他们还真把我当根葱了。
这么专业的内容，既陌生又饶舌的语言，又没有任何形象可联想，没有什么手势可比划，如果让我发言，其难度，不比训练一只鹦鹉说话容易。
我如芒在背，成了个真正的瞎子和哑巴，还是个聋子！只能傻傻地坐着，猜都猜不出来
他们在叽里呱啦地讲什么。联想到刚才上课前，我慷慨激昂的新生发言，我开始冒汗。
我，一个在北京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个号称在英语中心考了最高分的高材生、一个大
学刚毕业就来到这儿读学位的留学生，在上完第一节专业课后，就这样傻了。
22学习如同翻高山——笔记抄得肿了手，论文写得大了头
熬过漫长的九十分钟，终于下课了，老师没有什么结束的动作和语言，夹着书，一转身就走了。
我的脑子里还闪着那些圈圈字。
坐在我旁边的猫关心地问我：“亭亭，你觉得难吗？”
我傻笑着看着猫说：“何止是难呀，我只听懂了百分之一。”我心想，就这可能还多说了呢。
“亭亭，别灰心，我也没听懂，这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难的。”猫用她蓝蓝的眼睛看着我。
“啊！你也没听懂？”猫原本想安慰我的话，更给我雪上加霜，连新西兰人都听不懂，这课程到底有多难，我更没底了。
我冲她淡淡地笑笑，心想：“猫呀，你怎么能明白我的感受呢？再难，老师讲的好歹也是你的母语呀。”
“亭亭，刚才老师说，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网上看她的笔记，还可以打印下来。”猫很认真、很慢地问我：“你听见这句话了吗？”
“什么网？什么笔记？”我又是一脸茫然。
原来，和国内注重课上听讲相比，新西兰的学校注重的是课下自学。有不明白的问题，同学在网上去找老师的笔记，然后通过自己消化，来进一步提高。
猫——我的新同学，像上帝专门为我派来的使者一样，带我到了图书馆。她一边给我解释，一边在服务台帮我搞定“笔记”的问题，没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在电脑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平台，在网上看到了“机器人”老师的笔记。
“你把钱放到这里。”猫指着一个铁箱子，“这样，这些笔记就能打印出来了。”
又要钱？我正看着这个铁家伙发怵，猫已经在很仔细地给我演示怎么用这个东西了。
她说：“亭亭，你只要把硬币放进去就可以了，你现在试试吧。”
“我现在没有硬币呀，我以后再打印好了，我会用了，谢谢。”其实我是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花这笔钱。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本来老师讲课就听不懂，再没有笔记，考试一定过不去，但是打印费好贵呀，又有那么多的内容，这可是笔不小的开销呢。
就在我愁眉不展的时候，海外部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来的。
原来是爸爸妈妈的日本朋友，一位叫永田的大伯寄给我的，他听说我来留学，给我寄来了最好的礼物——文具和笔记本，真是雪中送炭呀。
抱着永田大伯的一大包文具，我有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把老师的笔记抄下来。
整整一周，我课余时间，起早贪黑地来到图书馆的电脑旁，打开老师的教学笔记，疯狂地抄呀抄。抄到我的右手从手指到手腕都疼痛不已，抄到从小学生工整的英文字体变成大学生的画圈连笔字，我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按照会学习的人的话说：抄一遍等于看好几遍，可我翻看着自己抄的厚厚一本笔记，还是高
兴不起来。因为老师的笔记中有许多缩写和简写，都是医学专业术语，当地的学生有可能看得懂这些“暗语”，可我呢？虽然有了笔记，但是许多地方也看不懂，抄了半天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得在这些字下做了红线记号，拿着笔记本，去找那个“机器人”老师。
她说：“我的上帝，这都是你抄的？多漂亮的笔迹呀，多么努力的学生呀！”她的惊叹，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我的手没白疼。
由于老师的笔记实在是多得可以，我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老是追着老师屁股后面问，使我觉得挺对不起这位老师的。我把这内疚的心情对猫说了，猫的话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中西方教育的差距。
猫认真地对我说：“亭亭，你要知道老师的工资是从你学费里来的，你给她开工资，她就要解答你的问题，这是她的责任，你不要觉得对不起她，反而是她应该感谢你才对。”
是吗？照猫这么说，我们留学生给老师的工资比当地的学生还多呢，我多问几个问题是应该的。
猫的话一下子让我开了窍：“我的责任是给她开工资，她的责任就是让我学到东西，考试得了好成绩也是应该的。我要是没及格是她没尽到责任。”
猫听了我的话，乐了：“亭亭，你终于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了。在新西兰上学，我们学生是老板，他们才是员工。”
那我就不客气啦。我像追债一样，缠着老师一个多月，终于把那 “天书”一样的笔记扩展成了标准英文，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熬夜，终于把这本英文笔记翻译成了我一看就能明白的中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三个月的努力，换来第一本看得懂的课本——我自制的，它对我来说虽然不再是“天书”，但是字里行间渗透着我的心血，也算是一本“血书”吧。
留学生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宁愿去打工也不愿意上学。
因为打工虽然苦，但只是皮肉之苦，有个极限，只要肯吃苦，咬咬牙，就能坚持下去。可是学习上的苦是无限的，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你要是不会的话，打死你也不会。留学不仅要考验你的体力，还要考验你的智力和毅力。
可咱是来留学的呀，这种考验再难也要闯过去。
听课有点儿门了，但刚刚翻过一座山，还没等歇口气，又有一座更高的山在前边等着我，那就是光会听和说不行，你是大学生，你得会写——写论文！
我的这个学年真够实惠的，要学十二门课程呢。考试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有5个笔试考试、3个演讲，最要命的是有4篇论文，每篇还得2500字以上。
老师也知道论文有难度，刚开学不久，就提前把论文的题目给我们了。
拿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来说，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中学生的水平，但是我要学习相当于国内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且还是连新西兰人都感到头疼的“医学”专业，现在又得用英文写医学论文，不但要有论点、病例，还要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
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就像掉进了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比起在新西兰已经生活了几代的KIWI鸟们，我这只从中国扑腾来的鸭子，不提前行动是根本过不去论文这一关的。
我得“笨鸟先飞”。
按照国内写论文的常用办法，我先拟好提纲，然后就从书里连抄带扒。从国内带来的大学专业书，终于派上用场了。我这儿抄一段，那儿摘一句，只花了一天的工夫，一篇2500字的论文稿就给搞定了，当然啦，它是我用中文写的。
我念了一遍又一遍，还挺满意的，觉得自己离天才不远了。
然后，我打开电子字典，经过几天的一通乱查，我把这个中文“杰作”翻译成了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英文。
我拿着这篇拼凑的论文找到了老师，眼睛一直观察着老师的表情，想像不出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老师看了没几行，就一脸茫然地问我：“亭亭，你写的这是什么？我什么都没看懂。对不起，我已经被你弄糊涂了。”
“唉哟！”我的脑子一下大了，虽说我有写得不太好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料到差距会有这么大，她竟然看不懂！
老师看出了我不知所措的表情，安慰我说：“看来我们中西方的差距真的是很大呀。别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我坐在了老师旁边，在给我讲解论文的时候，老师为了减轻我的紧张程度，加进了好多的笑话——和外国人听相声一样，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反而更是一头雾水。
看着老师在高兴地讲着，我却听不懂；想着我在玩儿命地写着，老师却看不懂，我那个急呀，急得头都大了。我早就听说了大多数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最头痛的就是写论文。我想起了在奥克兰已经学了半年专业课的好朋友可可的话：“你要做好挂几门课程的准备吧。”
我听说我们这个班在预科时，有100人左右，到了大一淘汰了一批，现在大二又因为有的专业没过刷了一些，现在只剩二十来人了。这学期还得留级几个，在西方，学护理可不是那么轻易通过的。
老师开了一张清单，写了一些具体的医学书籍的名称，让我找一些参考文献来读。
我来到了图书馆，要想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如此详细的医学资料，对我来说，同大海捞针一般难，因为夹着拉丁文或是法文演变过来的医学单词，对于看惯了方块字的我来说，就像辨认双胞胎一样难。
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时间不少花，但是效率并不高。因为翻阅参考文献，既要参照课本，又要查字典，还要查看拉丁文，看得我眼睛一阵阵发花。直到图书馆关门，也看不了几页，还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个专业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学得太深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在规定的日期里肯定是交不出论文了。”我真的怀疑自己了——写论文这座大山我能翻过去吗？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昏暗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抱着一摞厚厚的书，一步一步地往家挪。看着满天的星星，总有一种想大喊的冲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要说：“论文开头更难”。
我光写论文的开头就写了好几种形式，花了好几个晚上。最后，我选出一个自己认为还凑合的、有几百字的开头，又赶去给老师看。
这次老师有了些笑模样，说：“很好，就这样写，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如果每天都能得到老师的辅导，我的进度会再快些。可惜，我们一周只有两天有这个老师的课，其他没有课的时候老师都不来。这样一来，没有老师的点拨，我的论文只能“停产”。
后来我想了个好主意：我把论文发到老师的电子信箱里，请她抽时间过目，老师还看得挺认真，看后点评了一些意见，就返回到我的信箱。我抓紧改正后，又发给老师……
就这样，我这“难产”的论文像个大皮球，在我和老师之间踢来踢去，越踢越鼓，越来越圆……
这期间，我有多少次夜里两三点才钻进被窝；有多少次凌晨五点就挣扎着爬起床；有多少次望着窗外的大海发呆，又有多少次冲着初升的太阳发誓……
中国留学生废寝忘食、搜肠刮肚制造论文的拼命精神被我发扬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要是
我能有一分钟想家的时间，我肯定义无反顾地去买机票了，可惜我忙得连想家都给忘了。
任何事物是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我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终于，当又一缕柔柔的红光从窗户外面的海面上射过来时，这个被我咒骂了无数遍的、撕了一张又一张稿纸的倒霉论文，随着地球的又一圈自转终于“诞生”了。
哎，整整六个星期的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我都快忘了自己长什么样了，照照镜子，好像我都变老了。这六周的生活好像让我重生了一回似的。
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论文不要求广度，要强调其深度”的宗旨，我认为我的这篇有关“输液”的论文可够深的，前后修改了10遍，参考文献22篇！不是我自夸，这回呀，我真的把 “输液”这个事给左右开工、掰开揉碎、理论透彻了，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喽。
出论文成绩的那天，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是第一个开始写论文的，是最后一个交的，你的成绩对得起你的付出。”
我现在能很自豪地告诉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第一篇论文，花了我大半“真气”的论文得了 “A”。
YES！
23打工记（1）——幸福得淤出来的残疾孩子
都说打工是留学生的谋生之路，可是我们新的一代留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并没有这种紧迫感。
我和我周围的留学生大都带着父母的千叮万嘱：“不要打工，好好学习，缺钱家里给，别累坏了身体。”
“缺钱家里给。”说得轻松，其实哪一个爹妈在国内不是勒紧裤带咬紧牙，再艰苦也不愿意苦着在国外的孩子呀！
人心都是肉长的，在国外的孩子们也不是二百五，知道省吃俭用。反正我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都以打工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从情理上和自尊心上都自觉地走上了打工之路，打工成了我们留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寒假的那次不成功的找工经历让我彻底死了心，一心只想读好功课。
可是开学不久，我就发现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有工作，而且多数都和护理有关。同学们非常乐意帮助我，所以“搞活经济”的念头又像小虫子一样爬出来了。我拜托我的同学帮我找工作。
马上，班上的一位大叔级同学给我介绍了一家养老院，我赶快拿着简历跟他去了。但是到了那里，我就意识到我打不了这个工，因为这家养老院太远了，在那里打工的同学都是开车去的，走路去是来不及的。
当天晚上，一个叫粒子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亭亭，明天我想带你去我工作的地方，我想他们会喜欢你的。”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次交流，也许这就是缘分，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从那以后，我和她成了很“铁”的朋友。
粒子打工的单位是一家省立残疾院。这个残疾院原来是市医院的一个科，但是，由于住在这个科的病人都是患有先天疾病的病人，相对来讲病情比较稳定，所以国家决定把这个科从医院分出去，成为单独的福利机构。
这个残疾院的名字很有特色，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意思，从中就能看出这家机构极为注重团队精神。
在新西兰，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为缺专业人员，所以也招临时工，但是对兼职学生工作条件很苛刻：必须是在医学院学习的高年级学生，或者有过长期护理经验的人。
这个工作，对留学生来说简直就是“非我莫属”。因为全学校，也可以说在全市，只有我一个留学生是高年级的医学学生。
但是我知道新西兰对护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是护理情况比较复杂的病人，我是留学生，他们会要我吗？
我把自己全新包装了一下，拿出我在国内的学历、成绩单和英语成绩，还有在北京医院的实习证明，就连我获得奖学金的证书我也准备好了。第二天，我胸有成竹地随同粒子来到福利院。
没想到面试得心应手。对于我的简历，院长的眼睛直放光：“你学过中药！懂得中医！
还会针灸！这么年轻，就学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连串的惊讶声使我有些不好意思。还没等我回答完院长的所有提问，她已经在一边让人安排我的培训时间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打工生涯开始了，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的新西兰。
说起我的打工生涯，我有些惭愧和遗憾，又有无限的幸运感。
说到惭愧，是因为我没有像许多听到或看到的留学生那种疲惫不堪的、忍气吞声的、甚至是悲壮的打工经历；
说到遗憾，是因为我本想有这样一种体会——吃点儿苦，遭些罪，受点压迫和剥削，然后反抗一下，这多么值得载入史册。
说到幸运，是因为我现在打的这份工的确只有用“幸运”二字来形容。这要从新西兰无比优越的社会福利说起。
我想，就是移民到新西兰多年的人，如果不亲自来新西兰的福利机构打工，也是不会想到新西兰的社会福利好到什么程度的。
我在的打工机构分为四个“家”——男孩子家，女孩子家，幼儿园和活动中心。当然这些名字是我按照每个地方的不同特点给起的。不管是在这个机构的哪个家，我们的具体工作就是照顾这些智力和身体有残疾的孩子。
我被安排在男孩子家工作。他们都是高度残疾，一切生活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孩子。
车在一个白房子前停下。这是一座普通的住宅，和路边的任何一家的房子一样，有花园，有车库。过路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可是它很不一般，它就是残疾人疗养院——是我打工的地方。
我跟着总院长走了进去，迎面的大客厅和我现在租住的房子客厅大小差不多，中间铺着灰地白花的地毯，踩上去软软的。和普通人家一样，厅里有电视、沙发、壁炉、餐桌，甚至还有电脑。
正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间屋子传来：“翰斯，快换游泳衣，我们该走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士，穿着游泳衣来到大厅，总院长向我介绍，她是这家的院长，正要带一个男孩子去游泳。
“游泳？这些男孩子不都是高度残疾吗？怎么能游泳？”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突然感到有个热乎乎的东西贴我很近，紧接着一个很怪的声音从我脑后传来：“你好，我叫翰斯。
”
我扭过头看到了一副很可怕的脸：蓝色的眼睛，一个是斗鸡眼，一个是分眼，呲出来的大黄牙，长歪的鼻子安在同样歪的大长脸上，一说话，脖子还一伸一伸的……我下意识地一把拉住了总院长。
没想到，总院长却上前一步，和那个大“怪物”又亲又抱的：“亲爱的翰斯，你最近好吗？她是家里的客人，要有礼貌，不要离人太近，你把这位小姐给吓倒了。”总院长对他说。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叫翰斯，欢迎你到我们家来。”那个大“怪物”恭恭敬敬地向我道。
还没等我反应，突然又听到一个好像是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欢迎你到我家来，我是拉克。你叫什么名字？”接着一只轮椅向我开过来。
男孩子家的院长向我解释说：“他叫拉克，不会说话，但是会拼写，他用这个能说话的拼写板，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要不然，他会很孤独的。”
原来那个机器人的声音是从他那儿发出来的。我正在琢磨这个先进的轮椅怎么说话的时候，
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紧紧地搂住了我，一下子我的脚离地了。
总院长和男孩子家的院长一边赶紧帮我下来，一边向我后面的那个男孩做手势，我已经猜到了是那个只能看手语的舒恩。
别看他们有这么多的毛病，可能是他们从小喝牛奶的缘故，或者和基因有关系，也可能是地心引力的关系，他们都是17米以上的个子。没想到这三个高度残疾的孩子给我的开场白是如此的特别。
按照留学生每周可以打工15小时的规定，我每周有三个下午去打工。一放学，我就骑上同学借给我的自行车，穿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来到男孩子家。
院长给我排了班，发给我一张非常具体的工作时间明细表，从现在到年底，每天24小时，大家轮流值班的时间都详细地写在表上。
我高兴地打电话把我打工的消息告诉了语言学校的好友麦子。
“你说想吃什么吧？我请客。”
没想到，麦子的话让我的心情又晴转多云了，她说：“那我可要祝贺你了，不过我得提醒你，这工可不是瞎打的，签证上得写着‘允许’才行，要不然你可就违法啦。”
“啊？写着什么？”我赶紧打开我的护照，“ 哪儿写着呀？”
麦子说她的护照上用蓝色盖着一排字“圣诞节期间可以打工”。可我的护照上什么字都没有呀。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法律很严格，非法打工被发现的话，会遣送回国的。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好容易找到了工作，却没有打工许可，这节外生枝的事怎么又让我遇到了？
一定是签证官马虎大意，忘记盖章了。这里某些人的拖拉和马虎我是领教过的。不过这难不倒我，“事在人为”已经成了我在这儿做事的座右铭。
我立刻拨通了移民局的电话，要了允许打工的申请表。这回我碰见了一个麻利的官员，她立刻就传真过来了。
在表的打工理由那一栏上，我写道：“我的学习实践需要这个工作，我的留学生活需要这个工作，我的专业很适合这个工作，那几个残疾孩子需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
那个移民局的女士准是被我的理由给感动了，寄出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新的签证，而且夹了封移民局给我的特别批准信，上面写着：“所有的假期都可以打工。”
就这样，我争取到了留学生中最多的合法打工时间，带着这些时间，我走进了这个幸福的男孩子家。接下来的日子是对我的培训，从此我开始了许多留学生涉及不到的工作。
这几个孩子虽然有残疾，但是并不能把他们当作病人，凡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事，都尽量让他们去做，我们只是陪伴、照顾他们而已。说他们是孩子，实际年纪已不小了。
老大——拉克，毛利人，19岁，高度残疾，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智力只有10岁水平。
但他和当地别的同龄男孩没有区别，爱听摇滚，爱穿时髦的衣服，而且特爱看漂亮的女孩子。
为了满足他这一“爱好”，工作人员把他的房间贴满了美人照，就连顶棚上也是。
“这样他躺着的时候也能看到了。”我的同事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
有一次，同事和我带拉克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同事把坐在轮椅上的拉克放在了人头流动的街边，然后悄悄地躲在一个拉克看不到的地方，对我说：“看吧，拉克要开始忙了。”
我不明白拉克要忙什么，我的同事很神秘地告诉我：“拉克喜欢对街上的漂亮美眉抛媚眼。
”
她诡秘地对我笑笑。没一会儿，一个身穿“比基尼”的女孩从拉克身边走过，就看拉克的大眼睛和眉毛不停地向上一挑一挑的，忙个不停。
17岁的翰斯，是这个家的老二。虽然也能走路，但是右半边身子要用夹板固定，弱视，脑积水，智力也就是5岁孩子的水平。他是一个很“绅士”的男孩。
我工作的一项是陪他散步，来锻炼他仅存不多的肌肉。每次我们散步回家都是他给我开院子的门，然后很绅士地说：“女士优先。”时刻想显示他“男子汉”的风度，来“照顾”我这个“女士”。
这时，我都会装出很嗲的声音说：“谢谢。”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很高兴地说：“乐意为您效劳。”
老三16岁，叫舒恩，就是那个从身后抱我的。他高度弱智，弱视，也听不见声音，只能识别一些手语。他体格壮得像头牛，又高又大，但是他的智力也就是3岁儿童左右。他只对两件事着迷——吃和睡。
由于他的体重过重，我们对他护理计划的一项就是减肥。所以从周一到周五都没让他闲过，游泳、打棒球、散步……
这还不够，细心的院长还煞费苦心地给他找了个临时工作——去给一家公司擦玻璃！
当然，每次都是我们员工开车陪他去，然后在一边充当 “监工”的角色，他擦得很卖力，得到那家公司的好评。
最小的老四也15岁了，他平时在自己家，只有周末才来这里。
他由于骨头有病，所以发育得很小，是四个男孩中我惟一能抱得起来的。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当然他跟着也是了。所以希望他在我们这家福利院的时候也能去教堂。
所以每到周日，粒子都会带着老四去教堂做礼拜，虽然他听不到，看不到，也说不了，但是拿我们院长说的一句话最好解释：“我们尊重他父母的意愿，也尊重他的信仰。”
男孩的家庭我算了一下，共有十来个人轮班为他们服务，其中有像我这样part time的学生，也有每天都来的正式职工，有几个人都是注册护士，每个班都有2-3人。陪他们学习、玩耍、生活，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借了不少光。
大家经常一起带着男孩子们去郊游、游泳、散步、逛商店、吃麦当劳、野餐或者给他们开生日宴会……当然啦，花费都是公司报销。
翰斯爱游泳，大家就经常带他去游泳；
舒恩比较爱美，苏就三天两头地领他去理发馆；
他们都走了，我就陪着拉克说话。有现代化设备的辅助，拉克不但会说话，而且非常健谈。
他特别爱和我聊天，那套设备真是很先进，你看，拉克用手按一下机器就说出来一句标准的英语来，要说什么都行。它使得拉克变得滔滔不绝，我也就不得不和电脑加人脑聊天，这对我的语言学习有很大帮助。
这个家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残疾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吃。其中有一位真正的西餐大厨师，她四十多岁了，干餐饮嫌太累，就加入了护理的行业。她做的菜好吃极了，正宗地道；她还会做点心、饼干，连吃的水果糖她都爱自己动手做，那叫一个好吃，哪都买不到。
一般我都是下午放学去打工，偶尔干过几个早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锻炼。
别看这些孩子脑子都有毛病，但是他们也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而且他们上学也都是义务教育，国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每天早上，我们要为他们做许多事，就像我在国内时我妈给我做的一样：做早饭，叫他们起床，还要给他们穿上校服。再拿出我妈催我的口气，对他们说：“拉克，快点洗脸，刷牙，要洗干净，否则重洗。”
“翰斯，床铺整理好了吗？”
“舒恩，早上你想吃什么？”
“来，先把药吃了。”
等他们全都准备好了，接他们上学的出租车已经等在门口了。他们每个人走的时候都会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也要说一句：“好好听话。”
然后，“家”里一下清净了。
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挺了不起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就给他们当“妈”，还当得不错呢。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欠我妈妈的太多了，是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24打工记（2）——爱心都淤出来的医护人员
干了两个月，我自认为长能耐了，主要是男孩子家那种比较轻松的工作、愉快的气氛、友爱的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错的收入，给了我新的奋斗目标。我向老板请求再加些工时。
老板说：“OK！你到女孩子家去吧，那里很需要人的。”
我暗暗高兴，女孩子家更好，说心里话，给男孩子洗澡我一直是很别扭的。
女孩子家的确很缺人手，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是青黄不接。我去的第一天就被安排值夜班，而且就我一个人。
那个夜晚可以说是我到新西兰后最最惊心动魄的一晚。我想可能是真有上帝派人来考验我，让我一夜之间，受了不少惊吓也长了许多能耐。
这种考验对于一些成熟老练的人来说，可能啥事也没有，可是对于天生胆小，又有些神经过敏的我来说，的确有难度。
院长是一位慈祥的奶奶级人物，据说年轻时是我们省医院的护士长。她说：“我早听说你非常能干，我们真是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姜还是老的辣，这么会捧人，上来先夸一通，你不认真干都觉得对不起人家。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来，我带你看看咱们的宝贝儿们。她们很可爱，你一定会喜欢她们。”
进了离大厅最近的一间屋子，屋里拉着窗帘，跟院长走到床边，光线很暗，看不太清她的模样，只见一张奇长无比的大黑脸，拧巴的五官，贴在脸上，好像一张烤糊了的大饼上面的糊嘎巴儿似的。吓得我“啊！”地扭过了头，再也不敢看她。院长并不在意我的反应，退了出来，轻轻关上门，说：“她对声音特别灵。”看得出她对这个宝贝的听力很赞赏，“我们不要打扰她。”
“好的，知道了……”我声音颤抖，心说：我才不想打扰她呢，让她做梦去吧。
走进第二间屋子时，有了刚才的经验，我多少有了些心理准备，并嘱咐自己千万忍着点儿，不管她长什么吓人样，都别叫出声。
可是刚一进去，就听见一声嚎叫，而且声音又尖又刺耳，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的腿都软了，根本不能往前走半步了。院长还是不在乎我的反应，这个宝贝正坐在钢琴旁边，院长摸着她的脑袋，告诉我：“玛丽不喜欢热闹，但是她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经常让她在房间里一个人弹钢琴。”说着，这个宝贝就给演示了几下“噪音”。让我领教了她的音乐“
天赋”。这位小姐倒是长得我能忍受，她盯着我，眼神有点恐惧，伸出她的手来够我。为了显示我对这位小姐的“喜爱”，我赶忙把手递给她，没想到她的指甲狠狠地扣到我的手背，我又大叫了一声，院长赶忙帮我拉开。
这下惹火了这位小姐，她又尖叫起来，还不停地狠狠咬自己的手指，我站在一旁捂着手，真疼。
我们又走进第三间屋子。
进第三间屋子前我已经两拳是汗，我犹豫着：进，还是不进？不进，今晚也不敢回家了，进，今晚就别想睡觉了……
正在门里门外之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院长竟然把第三个宝贝推了出来，走廊很亮，还没看见什么，吓得我心里开始呼唤我妈。
我知道这里和男孩子家一样，是成人残疾院，她们的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院长用轮椅推出来的小姐怎么这么一小点儿？
“可怜的孩子，她的全身都已经萎缩了，越长越小。”院长心疼地说。
院长用手摸着那个女孩的头，我顺着她的手看见了一个小尖脸。这回我没被惊着，因为这副面孔我见过，她使我立即想起了电影《外星人》中的那个什么ED。这个小姐倒很友善，见到我就笑，但是一笑不要紧，大嘴张得能看到喉咙眼，年纪轻轻却没几颗牙，残存的牙多半还都是补的大黑洞。
“妈妈呀，”我心里对我妈说：“您要是在这里，准会吓坏的！但是别担心，我才不怕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知道像医院病房交接班那样，再有一个房间，这个可怕的“旅行”就可以结束了。最后一个房间的女孩的确没什么让我吃惊的，她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像桌子那么高的床上，头向一侧歪着，半睁半闭着眼，头有正常人两倍长，大约有40公分吧。
为了弥补自己刚才的失态，我假装勇敢地走到她跟前，又假装关心地问：“她睡这么高的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院长的回答把刚有些稳住神的我又吓了一跳，她说：“放心吧，她掉不下来，她没有意识，一动也不动。”
“什么？她是植物人！”我一下叫了出来，把院长也吓了一大跳。
终于看完了我的保护对象，我定了定神，跟院长回到大厅。
院长向我介绍说：“这里的女孩子比那边的男孩子们乖，都是从小就患了脑瘫，而且是重残，也都不能行动。”但是又强调了一句：“她们有她们的感情，有思想的，一点儿都不笨。
”
脑瘫的人不笨，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这才想到怪不得男孩子家那么多人护理，而这边却没人呢。
“她们真的非常可爱，我们都很喜欢她们，你也会的……”
院长奶奶，您真是这些孩子的保护神呀。
护理她们这些小姐当然要比那些“臭小子们”累了，但是目的是一样的——让她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干净漂亮。
有了点在男孩子家的经验，院长觉得我已经很会做了，没多嘱咐，说了声：“早点睡，做个好梦。”就离开了。
院长一走我心里就炸锅了，只剩下一个字，“怕”。
院长奶奶怎么可以留下我一个人呢？您的爱心哪去了？难道我不需要关心和爱护？
外面的风很大，我想这和中国的寒风是相反的，南风把房子吹得直响，尽管窗户都关好了，窗帘还是在屋子里飘舞起来，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张牙舞爪的，伴随着那个女孩的怪叫声，那叫一个瘆人！
“咔嚓！”一个暴雷在屋顶炸开了！新西兰，就是这样的天气。
“妈呀！”我叫着不知道往哪儿躲，就地蹲下了。从小我就特怕打雷，记得在北京的家里一听见雷声，我就六神无主，东奔西跑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拿我妈的话来形容：“整个一鼠窜”。
不过怕归怕，我已经能很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在国内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呵护的余亭亭小姐早就不存在了——她，现在是一个肩负着四个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人了。
时钟指向夜里11点整，该给那个“植物小姐”服药了。所谓服药，虽说是口服，但是由于她不会吞咽，我必须用一个很长很粗的注射器把药直接推到食道去。这个虽然没干过，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能赶鸭子上架了。我拿着药走进她的房间，伸手开了灯，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
我的天呀！
被院长形容为一动也不会动的植物人小姐，此时此刻，剧烈地动弹着比正常人还欢，而且还停不下来了！
从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立即给我的大脑发出信号：“她抽风了！”
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回看见抽风的，还是在国外，面对一个植物人！
怎么办？！
我蒙了……
过了片刻，我飞跑到大厅抓起电话，迅速按着电话键。也不知是惯性还是天性，我的手指头拨的不是院长留下的电话号码，而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国北京家中，打给了我妈。
“妈妈，快，她抽风了！她抽风了！怎么办呀？”
妈妈并不知道我今天第一天去新的地方打工，但是我相信她感受到了我面临的一切，对我现在的处境妈妈根本没问，就脱口而出：“快掐人中！”
对！掐人中。
我没和妈妈多说半句话，放下电话，冲回那个房间。她像个力气不足的马达似的，还在不停地哆嗦着。
我也顾不得害怕她那瞪眼、撅嘴、吐白沫的紫茄子般的长脸了，定了一下神，攥紧拳头，用大拇指，在她比正常人距离大得多的鼻子和嘴之间某一点，一闭眼，使劲儿地压下去，老半天也不敢松开……
N秒钟后，我的手都压不动了，她的腿也不动了，中国的老方法还真管用了。
我又赶快跑到大厅给院长打电话，告诉她刚才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院长很平静地说：“噢，没关系，她经常这样的，给她塞点药就行了，你放心睡吧。”
啊！原来就有这毛病，我还以为是那个大雷给她劈醒了呢。
第一天值夜班就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呢？一闭眼，脑子里全是那些怪脸蛋儿，还有那两根哆嗦的腿，我想起了中国古文里的话——魑魅魍魉。
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我想家。
特别想在家里的时候，我有时不在自己的小屋睡，而是赖在妈妈身边，
真幸福啊，睡得好香啊。可现在，反差太大了，天壤之别呀，我干吗来南半球的这个鬼地方受这个罪呢？
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班，院长更加相信我是个很能干的人——连抽风都给控制住了。从此，她就把我彻底从男孩子家要过来了，我开始了新的打工环境。
说真的，我还是很留恋男孩子家的，现在想起来，比起眼前这几个女孩，那些男孩子们可称得上是美男子了。
可是女孩子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死气沉沉，她们又傻又瘫，只能躺在床上，虽然说用不着更多的人照顾，但是少了欢乐的气氛，出去玩什么的一概省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说话也免了，惟一的“语言交流”就是号啕大叫。冰箱里除了半成品，没有什么现成的吃的。
她们中有的只能吃各种食物挤出的汁液，做什么她们都吃不出好歹，所以只要营养跟得上，做熟就行。就我这样的水平，在女孩子家也能在短时间内做出他们的午餐。
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自己搞些乐趣。有一天我来接班，发现大饼脸女孩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像假发一样，大波浪的卷发像个帽子扣在大怪脸上，我的同事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她亲手染的，很欣赏地看着说：“我觉得她的头发非常适合这个颜色。”
这是啥审美观呀，光看头发，不看那张脸！本来就大的头又大了一圈，更吓人了。
我渐渐发现，这些幸福的傻小姐们从头到脚，都有工作人员的杰作。不论是她们的手指甲还是脚趾甲都泛着靓丽的指甲油；在这些女孩子的房间里摆放的化妆品，比我用的高级得多，工作人员在给她们梳洗完毕后，会耐心地为她们连喷带抹；工作人员还会给她们买目前最流行的CD给她们听，让她们也和正常的年轻人一样时髦。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时，回答是一致的：“她们是女孩子呀。”
我的同事会尽他们所能，让女孩子家的小姐们是个“正常人”。这个观念渗透在每一件小事里。
有一天，我发现那个老爱尖叫的女孩玛利床头有一个傻乎乎的男孩照片，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红玫瑰，照片镶在一个精美的镜框里。我问老板这个男孩子是谁，老板的回答让我不知该有什么样的反应算是正常。
“噢，他是玛利的前男朋友。”这个所谓的前男朋友是我们公司另一家的“住户”。
“前男朋友？”
“对，玛利原来很喜欢他，看到他就不叫了，可是现在不喜欢了，见到他比任何时候叫得都厉害。”
我还没想出来该怎么问老板下一个问题，老板却得意地告我：“玛利把他给甩了。”好像在炫耀——瞧，我们家闺女眼光多高。
“甩了？”我一脸的莫名其妙。
“她现在又喜欢上另外一个了。”老板接着说，“不过那个男孩子好像对玛利没意思，所以现在玛利比较郁闷。”
她郁闷？老板的回答和玛利的表现才叫我郁闷呢。
也别光说这些香喷喷的美事儿了，护理残疾人，哪有不脏不臭的？
她们虽然肢体残疾，不能自理，但是消化系统都挺健康，能吃能喝的，当然也能拉了。他们大小便像婴儿似的，用成人尿不湿垫着。每当撤换的时候，我就全副武装，像在国内抗非典时的护士一样。
看吧，我两层大口罩捂着，厚胶皮手套戴着，还得大开窗户，如果不是为了看清楚，我恐怕连眼镜也要戴了，因为在尿布里捂过的排泄物一打开，熏得我眼睛直流眼泪。即便是这样，那臭气熏天的恶心劲儿还是过不去。
我知道，许多工作都要经过从不适应到慢慢适应，再从慢慢适应到喜爱这样一个必然过程的。但是在换尿布这事上，我想永远没有谁会过渡到喜爱的，永远要做心理上的自我挑战，自我克服，去接受考验。
还有天天给她们洗澡，也要消耗不少体力和精力。又是脱衣服又是抱的，每次给她们洗完澡穿戴好后，我都累得直喘，浑身是汗。恨不得马上去洗个痛快澡。不过，我也会苦中作乐往好了想：这样一来，我既长了体力又能减肥，挺值的。
有几个大妈级的工作人员，不仅关心着那些傻女孩，对我这个不傻的女孩也是关心备至。每到换尿布时，我就默念父母教诲：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脏活累活往前冲。
但大妈们对我说：“去，女孩子到一边去，你怎么能干这个？”谁也不愿干脏活，但是看她们一片诚恳，我还是乖乖退下了。
院长说：“亲爱的，来吧，这儿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接到任务后，我又是感慨万分——
暑假将至，老板想带这四个女孩去旅游！
对我这样少见多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她们智力和肢体都是重残，还旅什么游哇？
但是，旅游计划在认真地落实着，已经定了：两个稍微强点的女孩由两个工作人员陪同去澳大利亚旅游，那个植物人小姐和爱尖叫的玛利小姐由我和另一个人陪同在新西兰国内旅游。
院长要求我在新西兰任选一个适合二位小姐身体状况的地方，并写出一个具体方案和预算,包括：路费、住宿费、旅游费及治疗目的。
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经过向熟人打听、查阅地图和电话联系，我把目标锁定在新西兰有名的温泉疗养地——ROTOURA，当然选这个地方也有我私人的目的，这可是毛利聚集地，对于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来讲，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大开眼界的。
我提交了详细的旅游报告，热切地期盼着待我放暑假后出发日期的到来。
其实，女孩子家对我来说有求之不得的环境氛围，那就是安静。
第一天的夜班的确是太巧了，让我赶上了许多戏剧性的场面，其实大多数夜班都没什么事，或者是我已经适应了。而且院长怕我晚上寂寞，允许我把电脑带来，既能学习，又能和北京的亲人见面，还能上网和同学聊天……当然，我一刻也没忘记值班的职责。
就这样，在女孩子家的打工生活中，我的一些专业课论文和这些留学感受都是伴着那几个残疾女孩的美梦，通宵达旦地在电脑前完成的，在无比的辛苦中有我无限的感慨。
如果用前面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些残疾人真是幸福得都淤出来了，那么现在我还要说：为这些残疾人服务的人们，爱心更是淤出来了。
25考前学习班——自助餐式的互动学习，同学之间的模拟考试
接近期末，各种考试都纷纷而至。我刚刚“翻译”好的《病理学》笔记还没来得及复习，就马上要考试了。
在这里，只要一考试就是说明这个科目的学习要结束了，考试没通过的——就是我们说的“挂”了，轻则再交这科的学费重新考一遍，重则就得留级，只能晚毕业。这我可“挂”不起。
考试的范围涉及老师讲的所有内容，没有重点，就看你怎么掌握了。按照老师给我们讲的考试精神：“护理这门学科是和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来不得任何马虎，所有的内容都非常重要，都要考的。”
平时上课听不太明白时，我就借同学的课堂笔记来看一看，多少有些帮助，可是在考试前夕，全班的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我就不好意思向同学开口借笔记了，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来学校了。
学校图书馆成了我的复习基地，偶尔遇见一个同学，我们就打个招呼，从当地同学的表情上，我感觉出了考试不仅对我这个老外，对每一个想成为新西兰注册护士的人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一天傍晚，我从图书馆出来，疲惫地回到小阁楼，突然，电话铃响了。
“亭亭，你别吃晚饭了，我马上开车来接你。”一阵清脆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今晚在我家开学习会，讨论后天的考试，你一定要参加。”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我就知道是好朋友——猫。
我复习得头晕眼花，心烦意乱，全身发麻，甭说做晚饭了，连吃晚饭的心情都没有。
“学习讨论会？为后天的考试？太好了！”
猫啊，你真是个可爱的小猫咪呀！
猫对我来说简直是“活雷锋”，自从认识了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总是能及时地出现。
我和猫赶到她家时，同学们都已经到齐了。大家好多天没见面了，在学校以外的同学家，几乎大半同班的同学聚集在一起，而且是为了学习的事，我感到又新鲜又兴奋。
猫的妈妈点上了壁炉，端来了热茶，桌子上摆着大家带来的食品，我们围坐在一起，好像是要开Party 。
大家都很严肃认真，每个人都拿出书和笔记，立即言归正传开始了我们今天“聚会”内容——难题答疑。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考试演习开始了。
首先，大家轮着当老师，其他的同学则都很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如果遇到了难题或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就一起讨论。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班干部似的人物——玫瑰花第一个“扮演”老师的角色，可能是因为她是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吧。
玫瑰花翻开书本，简单明了地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就一起回忆学的知识。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他再补充一句……很快，知识点凑齐了，答案出来了。
OK，下一道题。
没有头疼的死记硬背，没有烦琐的题海战术，真像吃自助餐似的，各取所需，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知道什么就问什么。一些在我看来很麻烦的题，在大家的共同提示下，被慢慢解决了。
只有我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不是我不想参与，而是就凭我的英语水平，就别给大家拖后腿了。如果让我回答一道题，他们要对我重复提问多次，我才能听明白；如果再让我回答和解释，这工夫可就花大了，这样太耽误这宝贵的时间了。
可是热心的同学们不肯“放过我”。
“Ting Ting，你说说为什么？”
“Ting Ting，我们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Ting Ting，你都听懂了吗？”
他们越对我好，我越不能拖累他们：“你们说你们的，我听着就行了，别管我，要不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怎么能不管你？”一个同学着急了。
“你是我们中的一个，这次考试我们都要通过，包括你，Ting Ting。”又一个同学补充道。壁炉里的火苗一股一股往上蹿，映在同学们的脸上，他们的眼神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友善。我能感觉到，我的同学“连拉带拽”，也要帮我跟上班级，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这种全班同学自发组织的大讨论，我从来没见过的。在这既新鲜，又轻松，关键是能取长补短的学习中，有几道我“死扣”也理解不了的难题，神奇般地解开了，有一种“啊！原来如此”的透彻。
我感动万分，别看一些同学有时学习不那么认真，原来是有这个“诀窍”在保着他们呢，这才叫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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