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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并不浪漫
的确，这个学习讨论会的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在这次考试中，果然遇到了大家一起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有备而来的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
不知为什么，先头的两次理论课考试，还可以用字典，可是学校突然决定今后的考试谁也不能用字典了。这对我这个老外来说，就意味着难上加难了。在这里学习是人人平等的，你有天大的困难和理由，也只能自己克服。
不是所有的考试前都要办学习班，而是大家认为问题比较多的专业，才集中在一起做模拟考试演习。
《药理学》是本学期最难学的，又是课时最短的，那些计算、公式、计量等把大家弄得头昏脑涨的，那几天，图书馆里都是查《药理学》资料的同学。
考这一科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玫瑰花家。
我在国内是学中药的，其实甭管中药西药，药理是相通的。所以对我来说《药理学》是轻车熟路。这次，我荣幸地被大家推举为模拟考试的老师，为了大家都能通过，谦虚是多余的。
我就不客气地来了个“蝎了虎子揭门帘——露了一小手”。
这样做对我个人也是好处多多，因为每当我帮助大家弄清楚一道题时，自己不论从专业上，还是从语言上，都有一个提高。
在国内考试前，同学之间都是各练各的，互不相干，有的人甚至藏着掖着，生怕好的学习方法被其他同学知道。可是现在，我对身边这些新西兰的同班同学们，恨不得掏出心肝肺来，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全班同学能通过《药理学》这道比较难的关口。
每次参加这种学习班，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因为和大家在一起，我的心灵都得到了一次净化。
26英语大课堂——我的体会，学英语用心比用嘴重要
你还别说，新西兰在“留学经济”这个大钱篓子上，就是比其他国家聪明——她不要英语成绩。美国和加拿大要托福成绩，英国和澳大利亚要雅思成绩，达不到要求你就拿不着签证。
可是到新西兰留学，你的英语多差都没关系，即使你连abc都不认识也没关系，来吧！我们慢慢教你。
其实新西兰的大学门槛一点都不比英美等国家低，也要求英语水平的最低线得达到雅思6分。新西兰有数不清的语言学校正等着你来呢，反正学习语言没有时间限制，直到你学会为止，如果达不到的话，您就在语言学校一直学下去吧。
我身边在英语学校呆了一两年的人，大有人在。过不了英语这个门槛，就休想进入大学的门槛。
当年，古代的英国人在劳动中创造这种语言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可是英国人的老祖先压根儿没想到，在若干年后的21世纪，中国也会有这么多人在“鹦鹉学舌”地、苦苦学他们的发音，他们的语言如今在中国是多么吃香！
如今在中国，英语的作用可多啦——是一种特长、资本；是一种时尚、时髦；是学位证上的大红印章；是找工作的敲门砖；是评职称的门槛；是老年人的一种休闲方式……
还有说得更直白、更干脆的：英语是票子、英语是房子、英语是面子。
对于在新西兰的留学生来说，英语更了不得啦。它是留学生的命根子，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少了它，即使再聪明的脑子也要得弱智的成绩。
拿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来说，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中学生的水平，但是我要面对相当于大学三年级的医学课程，可以说我的留学命运被英语牢牢掌握着。我不得不一边骂着“该死的英个历史”，一边还在忘我地学习着“亲爱的English”。
其实，来新西兰学习英语是很有优势的——她使用纯正的英语。据说除了英国以外，就数新西兰学出的英语味儿正了。新西兰虽然远在南半球，但是和大英帝国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她的大多数人民是英国移民，她的教育系统直接受英国影响，新西兰人称英国是他们的MOTHER COUNTRY，即母亲国。
还有，比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留学生扎堆儿的地方，新西兰的学费相对便宜，不过这几年新西兰元升值挺快，好像便宜的优势我又没赶上。
出国前我听说，只要在英语环境中，半年时间就可以把英语练得很流利，但是当我在新西兰生活了几个月后，发现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我周围有的移民来了好几年也张不开口说句囫囵话。
在英语语言环境下，听力的大幅提高是必然的，但是口语的提高，需要投入许多的精力，一定要不断地无止尽地记忆各种用法，不断积累。
说起学英语，我用了很多方法，最奏效的就是“不耻下问”。 虽然有英语学校，但是把时间和金钱全投进英语班实在是一种浪费，面对热心又纯朴的新西兰人，你只要敢问，就能问出名堂来。
比如第一次去银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一听说我要新建立账户，马上从柜台里小跑出来，又端茶又倒水的，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各种问题。其实我根本没什么可问的，来这儿存钱是打工单位让我建立一个账号，好往里入工资。
那位笑容满面的银行女士，她的声音像唱歌，关键是一口纯正的英语，使我的问题像泉水一般，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
“NO，没有。NO，有，有。”那我就不客气了。
足足四十多分钟，我和这位银行女士围绕着10元钱，从纳税谈到全球教育；从经济谈到电子技术；所涉及的问题从小小银行已经扩大到全世界甚至太空。
她说了许多单词是我从没听过的，看到我一脸迷惑的样子，她又拿来笔和纸，工整地写下来，再加以耐心的解释，直到我彻底明白为止。因为新西兰是移民国家，总有新的人来开户，银行的人有义务向新客户说明一切。
这不是在学校，不是在课堂，不必拘束，也不用担心露怯丢面子，这种学习既轻松又愉快。末了，这位女士还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您再来。”
“谢谢，我会的，我会经常来。”幸亏银行的人的确不多，我一定会再来打扰的。
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免费的英语课堂。
去超市和逛商店也是学习的极好机会，不仅能学到简单的生活用单词，就看你怎么引导你的临时“老师”了。
有一次，在一家店里，一瓶瓶蜂蜜旁摆着一个装着胶囊的漂亮瓶子，物品标签上写得很清楚——“Propolis”，其实这个词我是认识的，可是我还假装糊涂，上赶着问商店的老板。
“请问，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蜂胶，是蜜蜂的辛勤劳动产品之一，它里面含有极其丰富的养分，对人体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吃了，会变年轻的。”说着，热心的老板伸出了胳膊。
“看这里，我的老年癍、还有色素沉积都渐渐消失了呢。”他说了一大串话。没想到我“抛”的这块“砖”，引来一个大玉！
我得寸进尺，接着问：“是吗？那都具体含哪些成分呀？”
这不是难为人家吗，因为我知道蜂胶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专业名词。
可是这难不倒老板，他立刻拿出了蜂胶的说明书，戴上老花镜，清一清嗓子，然后大声地慢慢地念道：“主要成分有黄酮类、有机酸类、醇类、脂类、苫烯类，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酶、矿物质等等。”
他一口气念完了成分表，对自己的发挥很满意。
“怎么样？这个蜂胶神奇吧？”
“太好了！”我脱口道，为遇到这神奇的“老师”而暗暗叫好。
“你是中国人吧？中国的蜂产品也很多很好，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是世界上第一的。”
语言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本来针对我的提问“这是什么？”，可以用“蜂胶”两个字就完事的。
可是他却说了这么多，还一点儿也没跑题。
“好，我买两瓶。”我立即掏钱买。
的确，东西又好又不贵，而且是胶囊包装的，比国内那种液态直接滴服的要方便得多，既可以带回国给奶奶补养一下，又能作为对那位老板精彩介绍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更妙的是我恰好带了录音笔，把他清晰的发音录了下来，回家拿着说明书这么一看一听一学，不错。上哪买这么专业的录音带去？
在残疾院打工时，我和同事除了工作也聊天。
人都是有烦恼的，在生活条件优越的新西兰也不例外。我的同事有时会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倾诉他们的苦恼。不管能否听得懂，我都会随着他们的表情而调动自己的神经，随他们的快乐而微笑，随他们的苦恼而皱眉，仔细盯住她或他的口型、眼神，用心领会着其中的意思，一字一句地重复他们的话，还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虽然有些“假惺惺”，但是他们都愿意和我说。
初来时,我实在是不习惯西方人的大加赞扬，也不习惯去赞扬别人，觉得不至于吧，太夸张了吧。其实，现在我发现过分的“赞扬”在你眼里是虚伪，在西方文化里是礼貌、礼节。
多说赞扬的话，人家就爱和你接近，你就有不同的语言老师，这种学习的方法真的是妙不可言。
在这个英语国家，处处是课堂，人人是老师，甚至动物也是老师。
我发音不准时，我们家的狗都不听我的话。比如，我说：“太德，下楼去！”
它就是不理我，不照我说的去做，后来我就模仿房东的口气和语调说英语：“太德，请下——楼去！”
它就乖乖地照办了。
哼！你个狗眼看人低，等我的英语“very good”时，看我怎么“折腾”你！
我的体会，学英语用心比用嘴更重要。
27山角下的教堂——休闲交友的场所，陶冶情操的地方
我到新西兰以后，可没少和教堂打交道。虽然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式的革命教育，不至于这么快就信奉了上帝，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我去教堂的脚步。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许多事和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关于新西兰教堂的事，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对自己的一位同胞充满敬意，也对新西兰的教堂产生了一种崇敬。
现在，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对这个故事有了新的感受。我想重温一下这个故事，具体的人名和地点都记不清了，但是根本的东西不会走样，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在新西兰的大都市奥克兰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著名的教堂，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一直对新来新西兰的各国移民都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
这所教堂还为新来的、暂时无工作或者是语言不好的移民提供公寓式的住房——每户人家都有宽敞的卧室、卫生间以及厨房，并为每家每户配备了各种家用电器和一些生活设施。
教堂对入住的移民只收取很少的房租，而且是由新西兰移民局直接拨给教堂的，教堂有专人精心管理这些费用。除了方便的居住条件，吃的也很好。大家每天都到食堂去吃饭，由各家轮流做饭，有中餐和西餐，颇为丰盛。
住在这个教堂里的移民们生活得很好——可以开车到海边兜风或聚在一起玩牌，也可以免费学习英语或者专心教育子女；可以听主教大人传教以及听他用流利的中文讲极其有趣的故事……总之，移民们每天生活得很是“滋润”，所以中国移民都管这个教堂叫“共产主义大教堂”。
因此，许多住在“共产主义大教堂”里面的中国移民都舍不得离开，排队等着住进来的移民也很多。但是这个教堂的公寓对入住居民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你必须信教。
有一个新住进来的人，据说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对主教说：“不是我不信教，您要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并让我看到，我就信。”
为他的这一句话，主教大人真是费尽了心机，但是最终也没能使上帝他老人家“显形”给这个中国人看。
主教大人不甘心，又请来别的中国移民说服这个固执的北大高材生，中国的说客对这个年轻人说：“初来乍到的，生活挺不容易，信与不信你心里明白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
年轻的北大高材生执著地说：“我是搞物理研究的，‘物质不灭定律’是个真理，我怎么能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其结果是——他只有离开“共产主义大教堂”。搬走那天，大家都来送行，看着他携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向大家告别，要离开这么好的住处，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新安家，人们又惋惜又佩服他。
那个主教大人也够执著的，认为年轻的中国人的离去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上帝赋予的责任，就千方百计地想找到“上帝”给年轻人看。
终于，主教大人找到了说服中国人的理由。
主教大人对年轻的中国人说：“你是研究物理的，好吧，我就用物理的原理来让你亲眼见到上帝。”
主教大人说：“比如，无线电波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电波传来的图像，你之所以能看见电视的图像，是因为有个信号接收站把电波转发到你的电视机上，对吧？”
年轻的中国人同意他的说法。
主教大人又说：“那么你现在看不到上帝，并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你收不到上帝的信号而已。我，就是一个信号接收站，上帝的信息通过我来转发给你，你只要听我的说教，用心接受，就能看见上帝了。”
遗憾的是，这个看似充分的理由最终也没能说服我们的北大高材生。他还在坚持着真理，还在为找房子和找工作而执著地努力着；而仁慈的主教大人也不死心，还在苦苦地寻找着理由，试图来说服这个令他尊敬的中国人。
有人说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是学物理学傻了，瞎较真儿，不值。
可我反而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做法给我们一个启示：人要有自己的追求，要学有所长，要有真本事。这样就不需要以信仰什么来寄托感情，也不需要依附在别人的施舍中生活，即使在生活的压力下，也决不低头。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榜样。我为有这样的同胞叫好，他真了不起，敢于坚持真理，真给咱中国人长脸。
同时，我也很佩服那个主教大人，他对上帝的忠诚和对自己职责的尽心，特别是对移民们的关心和无私帮助，的确是很令人尊敬的。
刚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天，寄宿家庭的“后妈”就带着我去了山脚下的教堂。我觉得这里的教堂是一个人们交流的好场所，与其叫它教堂，不如叫会堂更贴切。
来到教堂活动的人们都比平时穿戴得整齐，个个精神焕发。老年人爱把箱底翻出来，穿上三四十年代他们年轻时的衣服。
原来我一直以为教堂是老年人“消磨时间”的地方， 可是在这里我发现，年轻人也很多。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他们会自觉地收敛一些，但是也不乏青春的活力。他们把年轻人风靡的摇滚乐带到了教堂，把每一首圣歌变成摇滚式的新版本，每个年轻人在教堂的唱诗班都会玩几样乐器。
在教堂里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是一家人。我“后妈”就有几个孙女级的“小朋友”，和奶奶级的“老朋友”。她领着我穿梭于人群中，不少人都热情地、彬彬有礼地和她打招呼，还相互拥抱。“后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大家。
一位穿着方格衣服的大叔走过来，“后妈”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我的中国女儿。”
这位大叔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地说：“欢迎你来到我们城市，我们这儿有大海、有雪山，有蓝天、有绿草、有彩虹，还有快乐的人们……”
他用标准的英语，几个基本单词就准确地把这个城市的特点说了出来，我猜想他一定是个专搞旅游的。
“他是这儿的市长。”“后妈”对我说。
“市长？”我尽量表现得不惊讶，但是心里的确挺惊讶。我们一起走进教堂大厅，教堂里响起了音乐。
市长、“后妈”和教堂里所有的人站了起来开始唱圣歌。原来以为挺神圣的一件事，肯定都严肃认真地唱，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跟着动感的音乐，大家一下子更活跃了。有的蹦，有的跳，有的扭，有的打拍子，有的还嫌不过瘾，干脆跑到台上跳了起来。当然，几个跳不动的老人会很虔诚地闭着双眼，默默祈祷，丝毫不受周围热闹氛围的干扰，人们用不同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对“主”的爱戴。
我滥竽充数地跟着张嘴唱，正好能看见在前排唱歌的市长。只见他噘着嘴，努力地点着头唱歌，十分虔诚，他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教堂里一个普通的教徒。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不知道从哪听来的一句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离开“后妈”家后，我忙于学习和过日子，再说也没有人领着了，就再也没去过教堂。
一个星期天，我去购物回家的路上，一群年轻人迎面而来。他们其中一个人突然喊我，我立刻想起来了，我们在教堂见过。
“怎么好久不见你了？”一个小伙子问。
“我搬家了，离教堂太远了。”我说。
“离这儿不远就有个教堂，我们是去那里，咱们一起去吧！”他们热情地邀请我，正不知道怎么
打发这孤独寂寞的星期天呢，我马上就跟着他们走了。
巧极了，今天正好赶上一个孩子“洗礼”。牧师和他的家人扶着他来到了一个装满水的、有些像家庭洗澡的大浴缸旁，全场一下变得很安静和严肃。
牧师问这个年轻人：“孩子，你愿意一辈子跟着主，让他做你的主宰者吗？”
“我愿意。我相信主的存在。”
话音刚落，神父和那年轻人的父亲一起扶着他跨进大浴缸，他在水里坐下后，水差不多到他的腰。神父弯下身来，往年轻人身上撩了几下水，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所谓的洗礼就结束了。
从水里出来后，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个“新人”了。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全场的人都热烈地为这个“新诞生的主的孩子”热烈鼓掌，并为他虔诚地祈祷。
我还高兴地发现，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不只我一个，我很快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有的人和我成了好朋友。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对教堂的好感是因为这里的友善、文明、融洽气氛在吸引我。
教堂的活动主要是唱歌、说教和祈祷，我来这里则是会朋友。虽然不是教徒，但也不能袖手旁观。有时，我来得早些就走进教堂的厨房和人们一起准备早茶给大家；我还帮着志愿者照顾正在参加教堂活动的孩子。在这里，我觉得既平和又充实。
每当牧师传完教后，大家都会在一起喝早茶，说是早茶还不如说是午饭更确切。大家从家里带来各种各样的拿手好菜和点心，我小心地把这些令人淌口水的炸鸡翅、烤牛排、烧羊腿、蛋糕等分割成小块，放在盘子里，摆在桌子中间，谁想吃就自便。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共产主义大教堂”的故事。
在新西兰，如果你感到寂寞和孤独，如果你想感受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就到教堂去吧。一个没有名利、没有金钱、没有压力、没有竞争、只有真诚的地方——它是人间的天堂。
28立竿见影的作业——我像猎狗一样，盯着每一个孕妇的肚子
在新西兰的学习中，我越来越感到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十分结实地与实践捆绑在了一起。
比如我们上《妇产科学》这门课，上理论课和期末考试只占这科成绩的一半，另一半成绩是社会实践，只有完成了社会实践课，才能拿下学分。
老师要求每个学生从现在起，各找一位刚怀孕的孕妇，全程跟踪，进行频繁的随访，直到宝宝出生。
“跟踪”要求详细记录妈妈和宝宝的心跳、血压、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位置……在新西兰，妇女生小孩可以在家，也可以去医院。不管他们选择在哪，在孩子临出生时，我们还要帮助助产护士进行消毒和准备工作，以及协助专业助产士为产妇分娩。这一切做下来之后，才能交出全程观测报告和一篇论文，获得《妇产科》的学分。
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以及零距离与患者接触，再跟着专业人员“照葫芦”画一遍“瓢”，学生必定会学到扎扎实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不用都不行，想忘都忘不掉了。
一个学生，要满世界去找到一个孕妇，并且说服她自觉地成为你的检测对象，的确有些难度，我甚至觉得有些荒唐。我的同学们也发出类似中文“哎呀、妈呀”的声音，可见这科学分不是那么好拿的。
这其实也是专业课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的护理科学认为护理是一门医疗技术加心理学的学科， 身为一名护师，首先要有亲和力——要能感化一位孕妇愿意主动与你配合，并说服她的助产医师做辅导老师，这对学生的能力和性格的培养都很有挑战性。
虽然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私人助产护士的联系电话，有同学打过去，可是没有一个孕妇愿意当 “实验品”的。
我的一个同学挺有“献身”精神，她说：“我打算和我老公再生一个，为你们提供学习对象。”
我已经多次领受了班里同学助人为乐的精神，知道只要我一开口问，准会有人把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检测对象”让给我，老师也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不想因为是外国人，就得到这种“优待”，这样对我的同学是不公平的，我要和他们一视同仁，既然他们能找到，我也肯定能自己找到。
新西兰这个国家人口少，所以鼓励多生孩子，国家对生孩子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是新西兰的年轻人，往往爱走极端，要不就是年纪很大也不结婚，享受单身生活；或者结婚后也不要孩子，成为眼下时尚的“丁克”家庭；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父母一连生育好几个还乐此不疲。
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年轻的妈妈，挺着大肚子，推着儿童车，里面坐着一个后面还跟着几个。上帝赋予她的任务好像就是生孩子，不用愁抚养和教育问题，孩子在18岁以前，从生活到教育是国家全包了，做父母的想生几个就生几个。这样一来，虽然我在的这个小城市才4.5万人口，可在街上看到的孕妇，比在北京街上看见的几率要多得多。
为了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老师要求我们的作业，必须是从刚怀孕就记录，但是大家都知道怀孕3个月的孕妇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加上新西兰的女性都偏胖，许多都像怀孕了似的，怎么区分呢？
这就要你的眼力了。
自从老师布置了这门作业，我就像猎狗一样，到处搜寻着孕妇，眼珠子就开始盯在所有女士的肚子上。
在超市我看见了一个孕妇推着购物车，车里装着满满的食品，还坐着一个孩子；再一看，车的左右各有一个还没车高的孩子在扶着车，这个妈妈忙着叫孩子们的名字，我想就别再给她添乱了。
在我家附近我又看见一个孕妇，她是我的邻居，当她开车到她家门口，我刚想前去打招呼，只见她打开车的后门，又蹦下两个孩子，接着又蹦出两条狗，算了吧，这么忙碌的妈妈，是顾不上让我跟踪记录的。
有时，在上学的路上，我看见肚子比较大的女的，都会不由自主地跟上去，想和她们搭话，但是嘴巴像灌了铅一样，沉得张不开，怎么问呢？我这才感觉到这事不像找房子找工，可以直来直去，开门见山地问，怀孕生孩子是个人隐私，对不认识的人你怎么问都是失礼的。
一连几天我都为此事苦恼着，满大街找实在不是办法。这可是个跨年度的作业，如果我不能尽快找到一个孕妇，而且这个孕妇不能在2004年初把孩子给生出来，我春节回国就泡汤了，我奶奶和我爸爸妈妈都在家数着日子等我呢。
我要跟踪的宝宝呀，你藏在哪里？能帮我完成另一半作业的“准妈妈”呀，你快出现吧。
周末我来到教堂，把我的苦恼告诉了我在教堂认识的朋友。热情的人们马上带我去见了刚在教堂里举办婚礼不久的一对新婚夫妇，就这么巧，他们刚刚知道要当爸爸妈妈了，正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
在教堂里，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朋友，再加上朋友的介绍，这对新婚夫妇算是在教堂又认识新朋友了。
我们开始一同做礼拜，虔诚地唱着圣歌。我站在新婚夫妇身后，随着调子和他们一起哼了起来：“仁慈的主啊，让这对幸福的新人答应我的请求吧，帮助我完成作业吧……阿门。”
然后，我们坐在一起喝着茶聊了起来。我了解到新婚妻子是毛利人，丈夫是德国人，他们刚结婚不久，她怀的孩子是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
我和他们俩东拉西扯，努力从心理上向他们靠近。德国的文化啦，去毛利村参观啦，要当妈妈的紧张心情啦……都是我的“话引子”。他们也很健谈，我们聊得很投机，先甭管成功与否，就当是练习英语，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渐渐地，我把话题转向中国，我问他们：“对于我的国家——中国，你们知道什么吗？”
他们俩认真地挖掘着记忆，妻子说：“中国人非常非常多。”
丈夫说：“听说中国人都骑自行车。”
妻子说：“中国菜很好吃。”
丈夫说：“中国的文字是很难写的，每个字都像个图案，所以中国人都很聪明。”
他的妻子立即附和，对我说：“怪不得你英语说得这么好，还能学习护理，一定非常聪明。
”
我也觉得自己挺聪明，平常有些说不好的英语单词，今天却说得特别溜，这些英文突然在今天，这个晴朗的日子跑了出来，给我和周围的人一个惊喜。
聊到这儿，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该说正事了。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作业，对我来说很重要，需要你们的帮助，可以吗？”我始终让自己保持着微笑，这也是能打动他们的必要条件。
“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但是不知道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这对幸福的夫妇回答得干脆极了。
我开始向他们讲述我的作业内容，他们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相互看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
准妈妈的脸有点红，她细声细气地问我：“你都需要给我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是不是像我的产科医生一样？”
“是的，一样的。”我慢慢地、咬文嚼字地、严肃地说。尽量使自己带点儿有经验的样子：
“我要记录下您的生命体征，测量您的血压、心跳、脉搏、呼吸，当然还有小宝宝的情况。
”
年轻夫妇笑得很甜，说：“我们都听明白了，没问题。OK！”
我得寸进尺，说：“那您是否可以让我和您的私人产科医生进行联系，因为我进行的所有检查都要和她一起进行，”
“没有问题，我们会帮你安排好的。”
没想到，一切如此顺利，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说呢。
我鼓了鼓勇气，想问：“那么，我能在你们的小宝宝出生的现场观看吗？”
话刚到嘴边，我马上打住了。因为我听说有的同学已经在这最后的问题上败下阵来了——人家不让看。这是完全正常的，我想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肯定都不愿意在生小孩时有外人的，而且要“观看”。
到这时，才觉得语言真是一门艺术。同样的话，看你怎么说出来才能让对方不拒绝。我开动了脑筋，想出了自己认为最完美的话。
我说：“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记录了你们的小宝宝出生前的情况，那么在他出生那天，我要是能在现场为他祝福，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呀。”
我怎么这么狡猾呀。
“是啊，是啊，多一个人来支持我，我会更加顺利生产的。”那个“准妈妈”的眼睛里闪着光。
我的眼睛里也闪着光，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帝，这位年轻的毛利族准妈妈同意了我的全部要求，也是“考试”的全部要求。
这位孕妇为了我的方便，把每次的检查时间定在我没课的周二下午。 一切搞定，就等着和她去见我的“带课老师”、她的私人产科医生了。
29书到用时方恨少——买书、卖书、看书、读书
出国的时候带的行李是限制重量的，可是书就占据了我行李重量的一半，好像我是个多么爱读书的人，其实都是专业书，不带不行。
开学时，老师给了我们一张购书单，写着这学期所需要的书，要求大家尽快买。我接过来一看，顿时有国内贫困学生的感受——这书也忒贵了！
一学期下来，竟然要几千元人民币哪。
不过人家的书贵有贵的道理，书的质量和外观都很高级，单说纸就比国内的好， 又结实又光滑，书厚得差不多都像国内的《辞海》那样，这就难怪价格会上去了。
这些书并不是专门为大学生设计的教科书，比国内的教科书深得多，它是为这个专业领域中所有人设计的。也就是说不论老师、学生、教授、专家、本科生、博士生，用的都是一样的书。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专业书中的内容分得很细，科目之间的联系更是非常的紧密。
我经常觉得我们护理部安排课程的老师一定是老糊涂了，明明能归到一个科目里学的东西，偏偏要给分成两个或三个科目来学，原来是这些书把每个科目给分解得很细。所以，即使只学习一门课程，也要参考一大堆专业书。
“学生无书，有目无珠。”不买是不行的，但我要仔细考虑考虑，哪一本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我不由得想起在国内每次开学前，我都会从书店买回一大堆辅导书，好像不要钱似的，开学时学校又发给一大书包书，交多少钱也没人在乎。结果，许多书直到毕业连翻都没翻一下，就处理掉了，那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们学校在新西兰的小城市里，书商都是从奥克兰坐飞机过来的，他们会在我们学校呆上几天提供书，要是错过了，我们就只能上奥克兰去买了。
在家琢磨了整整三天，还是一本书都没“裁员”。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饭少吃一顿饿不死，书要少买一本，我死定了。”最后只好不情愿地站在队里等着“放血”。
“亭亭，你要买什么书？”猫也来买书了。
“这些我都要买的。”我把手中的单子递给猫。
猫接过我的单子，仔细看着说：“这本你可以不买的，我有，还有这本，我也有，我们可以一起用。”
“什么？一起用？这样不就耽误你了吗？”
“没事的，我这两科是免修的，你拿我的用没问题的。”
猫真诚地用她蓝蓝的眼睛看着我，“给你妈妈省点钱吧。”她这句话对我最有说服力，我同意了，从计划中减去了这两本。
有个比我低一年级的中国女孩也在排队，她也在左右掂量着，舍不得买书。留学生活使大部分人再也不像在国内时买东西出手大方了。
“反正咱俩不在一个年级，咱们合买一套书，轮换着看，谁都不耽误。”这个女孩的主意不错，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在价格不菲的书上省了一半钱。
我满意地抱着沉甸甸的书，心想，在国内的学生要用这种办法，高低年级合伙使用书，该节省多少钱呀？我觉得值得推广一下，只是书商该恨我了。
开学不久，在学校的咖啡厅的墙上，看到了许多小广告，有交友的、找工的、卖车的、寻房的……有一个纸条立刻使我眼睛放光，是有人想转让一本《美国注册护士考试大全》，内有5000道试题和详细的答案以及注解，还送免费的VCD盘，而且下面有一个诱人的条件——价格只有原价的一半！
这本书护理部的学生早晚都要买的。过这村没这店，我揭下了帖子立即打电话过去，中午，就有一个高年级同学把这本“宝书”送来了。
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一招。
在第一个学期末，我用英文打印了告示，张贴在学校食堂，出售几本学过的书，很快就有人来电话了，我可不贪，只要有人买，我以很低的价格就出手，有人能继续使用我的书，我觉得其意义远高于价值。
九月一日是国内学生开学的日子。这个小城市每年都会在这天有一个24小时的减价书市。
等放学后我赶到书市时，已经快散市了，书市开在市中心的体育馆，桌上，地上，还有卡车上都摆放着许多书，书市规模比北京地坛公园的书市小得多，但足以满足我的购书愿望。
书的价格很便宜，有的一元一本，有的5角一本，有的写着给钱就卖。在这么多书面前，我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以我的英文水平，我只对有图和有画的感兴趣，那些名著、小说还是留给别人吧。
在书摊旁我走来走去，东翻西挑地进行书海寻宝，在这些全是洋文的书堆儿里，可是考眼力的时候。
终于，我发现了一本《医学之谜》，封面很简单，但是一行小英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告诉你许多医学的奥秘”，我知道这本书对我会很有用，并很高兴我看懂了所有的单词。一把将书揽到手，定价不菲的书只花了20元就属于我了。
有了从沙里淘出金子的感觉，我趁热打铁， 又向另一个书摊进军。
刚才急于买书，忘记砍价了，这可不行。所以，后来在别的书摊上，我就像在国内买衣服一样，东看西翻的，装作对哪本书都不感兴趣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翻着书。
快收市了，我开始和一个长满大胡子的卖主商量几本书，可是他抖动着大胡子连声说“NO！”呜鲁呜鲁地说着，5元一本已经很便宜了，不能再降价了。
我在心里骂他小气鬼，又不得已把手伸进了钱包。
他接过钱后，笑嘻嘻地把书放进一个袋子，又问我：“这儿还有一箱书，你要吗？”
我在箱子里扒拉了几下，嘿！全是彩书，有做饭菜的、有旅游的、也有漫画，心想刚才他那副抠门样，不定多贵呢，我才不要呢，让你卖不出去。
大胡子把箱子一下抱起来，对我说：“这些也5元。”
“我不要了，已经够了。”哼，还5 元？你就知道5 元。
“一共5元。”他急着用手拍着箱子，“一共，together，all, one box……”他急得伸出个大巴掌，把能用上说明是一大箱书才5元的英语都搜寻出来。
“全部才5元？”他真昏头了，这简直跟白给一样，刚才那抠门样哪去了？
我要了！都要。
我赶紧拿出5元钱递给他，把我的“宝贝们”装进去。箱子还差一些才能满，我又找到几本花花绿绿的菜谱，我要学会做饭；又给爸爸找到一本钓鱼的书；还有给妈妈找几本养花的书，还有……一大箱书就归我了。
真是好运气，正好碰到一个有车的中国男同学，帮我把书运回家里，我看着这么多宝贝书，兴奋极了：“耶！我发了，我趁了！”
那个男生在我家津津有味吃着我自制的大蛋糕，投来崇拜的目光，说：“余亭亭，你是我见过的最爱读书的女孩。”
他的话使我感悟到——我变了，变得对自己的要求高了，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迫切。
有了这么多书，当然不能是摆设，在学习之余，我把书摊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优雅的画面，精美的设计，还有让人看了就流口水的菜谱，都会使我的心得到一时宁静和满足。我像看电视、看电影似的在欣赏和放松，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这种享受宁静的时间太有限了，就更觉得珍贵。
国外的大学一半学习是自学，而自学的一半时间是读书。
“书到用时方恨少”，医学专业的内容多过我的想像，我只有求助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方便极了，无论是学校还是市中心的图书馆，阅读、浏览、借书、还书都为我敞开了大门。
图书馆简直就是我的书房，不论何时，只要学校不上课，我的作业、论文、信件等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图书馆还是我心灵的避风港，遇到磨难和受到打击时，我会来这里坐在一个角落，整理自己的思绪；刮风下雨时，我拿本书坐在窗边，听着外面的雨声，静静地学习到闭馆都不觉得疲
劳。
周末学校的图书馆不开，我就到市里的图书馆去。市里的图书馆离我家并不近，但是它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
这个小城市不大，但是图书馆还挺棒的，它的建筑是18世纪的英国式风格，里边的设备有些陈旧，深色木质的书架，柔和发暗的灯光，深棕色的地毯，有一种强烈的欧洲古典气息。
市图书馆表面摆设虽然陈旧，其实内部设备很先进。图书全部开架，所有的图书随你选择，如果找不到你想要的书，就可以通过电脑查找。电脑会准确地告诉你在几层的第几书架。图书馆里的电脑不仅能查图书馆的资料，也可以自由上网，如果需要打印，十几台电脑连着一台打印机，可以把自己需要的内容打印，很是方便。
从一楼到三楼，通常没什么人，每层楼的书架旁边，都有一排排隔开的桌子，可以让你阅读和学习，并有柔和的控制台灯。
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专门的区域，这些地方有矮矮软软、很舒服的沙发椅，可以供人们交流讲话而不会影响别人，我在这里经常能遇到熟人。这里借书没有什么限制，喜欢的书可以借回家去看，但是我还是愿意来这里不仅是看书，也是感受周围的气氛。
在市图书馆里，我总习惯在一个固定的角落座位上写论文，可能是受身边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我写得总是很顺手。
有时，我看着桌上堆着的一摞书和我那几张薄纸的“研究成果”，环顾四周高高密密的书架
和离我不远埋头读书的人，就深深地舒口气，从心底生出一股成就感。我突发联想——当年
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写《资本论》时，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呢？
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却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枯燥的专业书都变得有趣了；跳跃的性格变得安静了；求知的欲望增强了，这可能就是图书馆给我的改变，也算是我留学的又一个收获吧。
30现代化的老师——一个飞来飞去，一个由男变女
还真看不出来，我们护理部的老师几乎都是硕博联读出来，又有多年实践经验的“高人”，造诣深，学问好，修养高。但是教的水平可就是参差不齐了。
本来，我很喜欢《儿科学》，但是经过那个印度籍老师一教，她那一口东南亚味的英语，使我实在倒了胃口。我不得不在课堂上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头骂，越听她的讲课就越别扭。
回家一放录音笔，她那“咯噔咯噔”生硬有棱角的语调会让你以为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呢。
新西兰大学的课堂气氛很活跃，拿中国话讲就是同学们都很爱接下茬，上课时想说什么，想什么时候说都可以。老师不但不制止，反而会一起迎合，然后大家一起跑题。
这么一来，可苦了我了——更听不懂了。郁闷。
但是，有一门课叫《护理基础理论》，是由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老师教。她曾经是一名飞行护士，她经验非常丰富。现在一边在教我们，一边在读澳洲博士，所以经常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飞来飞去。在她的课堂上，我能感觉到一种像磁石一样的引力。她操着一口浓重的澳大利亚音，我听得不是太懂，但是我通过周围同学的表情，通过课堂的气氛，能感觉出她讲课的魅力。
这位老师很有活跃气氛的细胞和真正的艺术细胞，挺枯燥的理论课，经过她在讲台前这么一讲，不，可以说是一比画，你的思路就会跟着她走，悟性也就能释放出来了。
我的第一篇论文也多亏了她的“敲打”，才找到了写论文的感觉。
出于对她的特别爱戴，我喜欢与她交谈。有一次，我告诉她我的理想是像她一样，继续读护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没想到她吃惊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你还这么年轻，毕业了应该赶快工作挣钱，好好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美好的青春，等到了我这个年龄再读也不晚呀。”
她的这番话，我觉得有“一语道破天机”的味道。
是啊，人活着光会学习不行，光在学校为了读学位更不行，这样既无法更好地生存又不切实际，生活也是求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位老师的女儿已经17岁了。她在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生子，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后，才开始读博士，继续完善自己，她的这种生活经历我觉得更加完美。
澳洲老师的话，使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一个80岁的中国老太太和一个80岁的美国老太太，遇到了一起。
中国老太太说：“哎，我终于攒够买房子的钱了。”
美国老太太说：“OK，我终于还完买房的贷款了。”
听了这个故事，再想一想澳洲老师的话，我的感触很大，在心目中堆积多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想“大厦”，在这位老师的一语点拨下，不能说顷刻倒塌，也是开始动摇了。
哪种生活观更实际呢？中国老太太虽然有钱买房子了，可她又能住几天呢？美国老太太却在房子里住了许多年，她预先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青春和生活。
这就是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在生活观念上的差别。我们往往一心要达到所谓高学历，得到心
理满足后再去生活，结果失去了最美好的人生时光。
青春一去不复返，如果等我们功成名就再开始生活，是否已经晚矣？
这位老师不但教给我知识，还教给我应该如何生活。可是现在她又要飞走了，要回澳洲继续她的学业，我很遗憾。但是在我的留学路上，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我感到无比幸运。
还有一个老师，在我心里不但没挂上号，甚至令我厌恶。我本不打算写她，尽管她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孩觉得很新鲜，但是我也不想为了猎奇而浪费我的笔墨。
可是正当我写到这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对这个老师有了新的看法。让我对人的精神需要和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话还得从开学不久班上一个同学的生日庆祝会上说起。
晚会上，我看见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她身材高大，穿着讲究漂亮的花连衣裙。猫告诉我这是我们的《老年学》老师。
我无法形容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但是，只是从她对我狠狠的一瞪，就足以感觉到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咋地了。
我再不愿、确切地说是不敢多看她一眼，但是从她那见棱见角，青筋暴露的脸上，还有与其说是严肃不如说阴险的表情上，以及她那一摇一晃的走路姿势，我有些怀疑她是否是个女的。
别说，我的眼睛还真毒，那天没白戴眼镜，还真让我给说准了——她，从医学角度上说，是个变性人。
如果在中国，这绝对是个新鲜事，足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料，要是赶上我们班的那几个说话不饶人的，这个老师准没好果子吃。
在这里也不例外，她成了我们生日晚宴前最好的话题。我的同学小声向我介绍着她的历史。甲说：“她曾经是个很英俊的男人，我有她是男性时的照片。”
乙说：“她结过婚，有两个儿子，听说她变性后还和她的妻子住在一起。”
丙说：“她是很有名的医科大学毕业的，专业很棒。”
丁说：“她很开放，等我们上大三学《精神病学》时，她会主动告诉我们她的历史。”
听着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她，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坐在我们不远处的她，她的外表仍然是那么冷酷，目光依旧那么锐利，她一定很清楚同学们对她的态度，但是她很自然地保持她女士的风度。
她打扮很入时，站起来自然地走进女厕所……
这个老师的心态不是随便一个人能有的，我挺服这位“女”老师。
我的同学又告我一个秘密：“她只喜欢猫一个人。她虽然已经变成女的了，但是仍然喜欢长得漂亮、性感的女孩。”
我想起只见她笑过一下，是冲坐在我旁边的猫笑的。
PARTY过后，我们正好就上了她教的《老年课》，她和在PARTY上一样，还是那么冷酷，目中无人。
可是课后要写她教的《老年课》的论文，还要和她亲自去面谈，想起她看我的眼神就让我发怵。
回到家后，我和同屋的麦子念叨：“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老师，对我凶巴巴的，我真不敢跟她说话，咋给她看论文呀？”
麦子也很同情我，愤愤地说：“哼，你那个叫猫的同学不就是胸脯特大、屁股贼凸吗？
”
我说：“可不，那个变态家伙就喜欢那样的呗！”
“那有什么难的！你明天往胸脯那儿塞上两块大蛋糕去好了！”
“对！等让她看完论文，就当面把蛋糕掏出来，往她桌上一放。”
“哈哈哈哈……”我俩差点儿笑得背过气去。
笑够了，我盯着论文题目，又开始傻眼。
论文题目叫《论新西兰的养老制度》。连中国的养老年制度我都不知道，别说新西兰了。再说，我才来半年，又每天呆在学校里，上哪儿知道这个国家的养老制度呢？
因为这些天是学校期末考试，我已经在打工单位请了假。一连好几天，我泡在图书馆翻着有关养老院的文章，苦于没题材，又发怵见老师，眼看交论文的期限就到了。
突然手机响了，是残疾院院长打来的。
“亭亭，今晚你能来值一下夜班吗？”院长的声音很疲惫，由于专业人员缺乏，她6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
对了，我可以问问“院长奶奶”呀！我茅塞顿开：“OK! 没问题。”
我马上去了那里。院长被我牺牲考前宝贵的时间、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她曾经在敬老院工作过近十年，我这点小事难不倒她。她立刻精神倍增，像个大鸭子似的“呱呱呱”地给我讲了不少有关新西兰养老的事以及她的经历。
“太好了，足够了，多谢了！”在我一连串的真诚感谢下，院长既满足又放心地下班了。
时间是晚上9点半。我小跑似的，查看了四个房间，四位幸福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小姐都在静静地睡着，我心里念叨着：“宝贝儿，做个好梦，宝贝儿，你们可别醒哟……”
“太好了，有题材了！”
我又抡胳膊又踢腿的，反正没人看见，先练它一通，把自己上足了发条，然后迅速打开手提电脑。
先静下心来，让大脑玩命搜寻着刚才院长说的事例。她说得太快了，我能听懂80%就烧高香了。
到目前为止，以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写论文都是遵循以下的步骤：
首先，我需要整理一下大脑的记忆，理出个头绪来。
其次，按照课程要求开始列提纲。刚开始还是先用中文写，然后再翻译成英文，最后发现这种方法只能把我越绕越乱，所以干脆直接上英文，反而省了时间。
当然“文曲星”电子字典、医学专用大字典、牛津词典、还有专业课本、医学图谱这些铺天盖地的工具书，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最后要逐字逐句地改正、充填、编排……这道工序最费时间，但是只要进入这道工序，我就心里有底了——这难产的宝贝论文快生出来啦！
我计算了一下，我写一篇论文所消耗的精力和时间，能顶母语加父语都是英文的人写个中短篇小说的。
我累不累呀！没法子，谁让咱是老外呢！谁让咱选择了学这门不是老外都嫌难的专业呢？
累归累，但是以上的方法对我来说挺奏效，到目前为止，我的三篇论文都是如法炮制的，其成果是：儿科学A，内科学A，心理学B+。
要知道，在我们班，每科几乎都有不及格的同学，这里是不公布成绩的，觉得这是个人隐私不可侵犯，但是我们同学私下都会相互间的，看着那几个没过的那种沮丧的表情和无奈的神态，我就想在判论文时，老师的慈悲之心都哪里去了？
在新西兰，不及格的课程都要再交钱重修，拿经济手段来惩罚学生在学习中的过失，不失为一个绝招。听说现在国内有的大学也开始这样做了。对于当地人来讲，重修无所谓，他们不在乎钱和时间的，但是我可就不一样了，“惩罚”是他们的五倍。
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说我那个论文吧。
第二天早上5点整，女孩子们陆续醒了，我的宝贝论文也终于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打完了最后一个句号。
除去夜里给一个女孩注射药物花去点时间，这么大的“工程”我一夜就搞定了，比起前两篇论文，这次不但不是难产，简直是顺产！
原谅我总用生孩子来作比喻，因为我还欠一篇论文，是关于《妇产科学》的，我正在全程跟踪着一个孕妇，直到她明年一月份生出小宝宝，我才能交出《妇产科学》的论文，真够漫长的。
一夜无眠，实在是太累了，趁着同事还没有来，我得抓紧睡会儿。我一头栽在床上，昏睡过去。快8点了，院长来上班了，不知道喊了我多少声，才把我叫醒。
她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一定做了一个好梦。”
我迷迷糊糊的，一看表，才清醒过来。“哎呀！糟啦，要迟到啦！”
今天第一节就是那个怪老师的课，我不能迟到，否则她对我的印象更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院长奶奶的心眼儿真好，尽管她完全不知道我在呜哩哇啦地说什么，但是从我的表情上看得出事情对于我的严重性，她立即叫那个比我家胖婶婶还胖三倍的员工送我去学校。
胖同事别看胖，可挺麻利，一把抱起我，连同自行车都塞进面包车里，直奔学校。
还是那副冷冰冰、毫无表情的脸，还是那种像踩了鸭脖子的低音，整堂课她讲得也还是干巴巴。我在课堂上做了N次思想斗争后，才鼓起勇气在下课时追上她，请她为我辅导一下论文。
“10点45分，请到办公室来。”真没看出，她还会说“请”字。
她对猫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猫总是考虑得很细、很多。猫当然看出我的恐惧心理了，对我又是安慰又是鼓励的，我冷静了一些。
按照现在社会上的规矩，好像赴约要提前几分钟比较好，于是我就在10点40分去找她。
她抬头看了我一下，又低头看了表一下，脸拉得更长了。
我刚才光顾琢磨猫向我说的有关论文的事了，忽视了猫的另一个重要提醒——猫嘱咐我说： “和这位老师约定了，你就必须准点到，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
您当您是谁呀？慈禧太后掐时辰也没这么邪乎吧？我反正来了，你看着办吧！
什么话也没说，准备的一堆客套话都被她的眼神给吓忘了。我把论文放在她桌上，就傻傻地在一旁站着。
她开始看我的论文，我无意间看见她拿稿纸的手，虽然涂了靓丽的指甲油，但那骨骼结实的手指，怎么看都像男的。
她那双像鹰一样锐利的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荡着我的论文，但是丝毫没见到她五官的任何动作，甚至连眼睛也没眨过。她的头突然点了一小下，我想是个好苗头，可是马上又静止不动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得怎么这么慢呀。
她终于开口了：“很好，不错。”她说这些称赞的话怎么可以没有任何表情和动作，甚至连口气都一点没有变！
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可声音确实是从她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奇怪的表情可能调动了她的某个神经，她站了起来，把论文递给我，说：“非常好，稍微修改一下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说着，在稿子上指出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并露出了一点很吝啬的笑容。
我终于看到了这位老师的笑是什么样，虽然也挺吓人的，但是足够了，重要的是我的论文被她认可了！
见好就收，我做了一个很深的呼吸，一块石头就这么轻轻地落地了，我真心地对她说了声： “谢谢您！”
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塞蛋糕”的故事，再也绷不住了，在校园里，我一个人“咯咯咯”地大笑起来，连手里的稿纸也一起高兴地抖动着。
美！一夜搞定一篇论文！而且是最难过关的老师！
我怎么这么伟大呀！
我想，此时的喜悦心情不次于我妈生我时的喜悦吧！我又想给妈妈打电话了，可能是坎坷太多了，使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赶上点好事，马上就想告诉我妈妈。
接着好消息来了，这篇论文我得了“A”。而我的好朋友猫——变性老师的得意门生，却得了“C”。
我对这个老师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生活方式可能和我们不同，但是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教学态度，是值得尊敬的。
31风云突变——突然不给减学分了，一对四的谈判
好像有一只手在操纵我的留学命运，时而把我推上浪尖，时而又把我推入谷底，跟我个人的学历无关，努力无关，只因为我是来自中国，我就必须时刻准备接受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考验和折磨。
就在我的留学生活和学习刚刚风调雨顺时，“咔嚓”又一个晴天霹雳，风云突变，意想不到的情况又来了。
随着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专门请了一个中国来的F老师负责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因为我是去国际部比较勤的学生，和她很熟。
她婉转地告诉我一个消息：“亭亭，你要有精神准备，我听说你免减学分的事有麻烦了。
”
“怎么可能？我已经上了将近一个学期的课，怎么会……”我想F老师一定是搞错了，我的学历和减免学分是经过评估的，不会有什么麻烦。
“反正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听说摩尔博士都为你这事赶到惠灵顿的国家护理委员会去了，很可能是有了什么变故。”
这个消息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若是学分不给减了，就意味着我要退到一年级去从头学，要知道在这里多学一年，费用要20万人民币呢！
这个国际玩笑对我来说可真开不起呀。如果项目不被承认，没有减学分这回事，我在国内的几年努力和来新西兰后所受的磨难就全白搭了。
我顿时眼前发花，模糊中我好像看到一棵树上长了许多大杈子……“节外生枝”这个词让我领教得比谁都透彻。因为此时正是期末，专业考试一个接一个，非常紧张，令我应接不暇。在这样的时刻，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我蒙了。
当天下午就证实了F老师的话是没错的，我得到护理部通知：摩尔等负责人要找我谈话。
记不清那天下午，我是怎么样控制住满眼的泪水，从护理部里出来的。只记得我当时手脚冰凉，头脑麻木，满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刚才摩尔博士的话：“新西兰国家的护理委员会不认可中国大学的课程了，因为中国的护理学和新西兰的差距太大了……”。
为什么倒霉的老是我？
我往教室走，尽量装出平静样子，可心却在不停地颤抖。在教室外等着考试的同学们和往常一样，见到我很自然地问一句：“亭亭，How are you？”
也不知道这句话碰到了我哪根神经，本来想挤出点笑容回一句“I am OK。”
但是，此时让我做戏是这么难，话到嘴边，就变成：“I am、I am……”我实在控制不住了，眼泪从眼眶中冲了出来。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大家立刻围过来。到了新西兰这么久，除了家里人，我从来没对外人讲过所遇到过的重重困难。现在他们这么一问，我如同见到亲人一样，随着眼泪，委屈的话语像苦水一样倾泻下来。
一个胖胖的、阿姨级的同学立刻过来一把搂住我，她什么都不说，只是紧紧地把脸贴在我的头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学校应该遵守诺言。”
“我去找个律师来为亭亭说话。”
“不能让亭亭离开我们班。”
几个男同学更是够义气：“对，咱们明天开始罢课！一直到亭亭的事解决为止。”
一个不爱说话的女同学，拉过我的手给我一把糖，还剥了一块塞进我嘴里。
这帮人本来就很喜欢助人为乐，正愁“雷锋精神”没处发扬呢，哪见得了我这般倒霉事呀，呜哩哇啦一片英语地说起来。
多好的同学们啊，我也不想离开他们呀，可是真是要让我退回一年级，我除了离开这里没有选择。
班上的“核心人物”、学习最好的玫瑰花同学说：“别急，我们去找学生会，然后再去找校长。”
二十多个热心的人像二十多簇火把我围得暖暖的，刚才我还想一走了之，此刻我只想和他们永不分离。
考试的老师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么多同学的关心下，我的理智又占了上峰，我破涕为笑：“谢谢大家，我会挺过去的。”虽然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
好朋友猫轻轻地帮我擦了擦眼泪：“亭亭，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
我搂着猫：“为了和你们在一起，我不会走的。”这句话是我发自内心说的，的确，他们是我留下来的惟一理由了。
但我心里明白，留下来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来新西兰的所有优势，在刚才和摩尔教授们谈话的那一刻已经全都没了。什么合同，什么项目，什么减学分，已经通通画为“零”了。
在当天下午的考场上，我的心情可想而知。还考什么劲呀，考得再好，也没人承认了。让我更担心的是：家里知道了这事该怎么办？妈妈会急坏的，奶奶会急病的。绝对不能告诉家里。
出了考场，我没回家，鬼使神差般的来到海边，坐在了曾经和“后妈”来烧烤的海滩上，像一条搁浅的“鱼”，摊在沙滩上，满脑子剪不断、理还乱的疑问：
两国两校的“合作项目”为什么突然不算数了？
中国课程和新西兰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事先去我中国的学校考察过的呀。
两校校长签约时的大照片还挂在中国学校的墙上呢，说不算数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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