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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并不浪漫
要是不承认就别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呀，早干吗去啦？
没有项目的减学分，我完全没必要到这儿来，大老远来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优惠”吗？
再说，我有中国正式大学的学历和学分，就是没什么项目也该减点儿学分吧？
我又仔细回忆了今天他们和我谈的每一句话和他们的表情，其实摩尔教授为此也很着急。但是，她越是着急我就越不安，因为她本人就是国家护理委员会的委员，她若是都没辙了，我就真该Game over 了。
我站在海边，冲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胡乱地大喊起来，以此发泄我的气愤和无奈。一对遛弯儿的老年夫妇站在附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可能准备随时报警。
我当然不是来寻短见的，而是来倾听家乡的声音，因为不管多么遥远，在大海的另一端，肯定有一部分连着中国的大陆，我相信海水能传播心声。
“爸爸妈妈，你们的宝贝女儿刚爬出泥沼又遇到沟壑了。”
海浪从远处一道道地涌来，轻轻地撞在岸边的大堤上，发出“啪啪”的声音，溅到我的脚上，像传来妈妈的话——
每当我遇到不顺时，我妈妈总是在讲烦了一通大道理后，就半开玩笑地把孟子他老人家那句话甩给我：“你等着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苦其心志……乖女儿，考验你的时候又到了。”
妈妈的话使我清醒——新一轮的“苦其心志”来了。
唉，老天爷，您别忙着降什么大任给我呀，我才22岁耶，再说好歹等我考完试呀，偏偏这么关键的时刻您来考验我，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我会考砸的。
只有想到亲人，我才会有坚持下去的力量，真的没有放弃的权利。爸爸妈妈给了我留学的机会，虽然我所拥有的只是柔弱的身体和并不灵活的脑袋，但是我应该有志气。
和爹妈还有老天爷都“交谈”过后，我又对自己说了话：“余亭亭，不论什么样的难关，你都要冲过去。”
想通了，清醒了，我拍拍屁股起来赶快回家，去干一件重要的事——给新西兰国家护理委员会写信申诉，争取请他们重新审查我的材料。
在学校图书馆的法律书架边，一大排法律书令我眼睛发直，“信用、违约、撕毁合同、国际关系、背信弃义……”这些用中文说起为都陌生、绕嘴的词，在英文里应该怎么用，怎么写呢？
拿我现在的英文水平，就好比小学还没毕业，就想阅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似的，实在有些不自量力。
图书馆里的熟人们和我打招呼：“嗨，怎么样？护理专业的考试很难吧？不过，你天天都在这里认真看书，一定会考得不错。”
可是谁能知道我看的根本不是医学书，而是跟我的专业不沾边的法律书，这个难题不解决，专业考试我根本顾不上了，我暗暗叫苦。
在图书馆泡了几天，我终于进步到能振振有词地写一大篇《申诉书》了，我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能说服国家护理委员会。
得，一不留神又修了一门法律，我苦笑了。
可是这封《申诉书》还没有寄出去，就被我自己“枪毙”了。
在查阅资料时，我看到一条有关新西兰国家政策的说明——“新西兰国家的许多政策，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化和修改，而且雷厉风行，变得快，实行得也快，一经实行，以前的就不算数了。”总之，这是个政策多变的国家。
而我在中国的大学和新西兰签订的这个“合作项目”是在两年之前。由于项目条件的苛刻，在这两年期间，中国学生没有人能够达到项目中的要求。等好容易把我这第一个“宝贝”送过来，已经是项目签订两年后的事了。这个项目实施时间有些“马拉松”，拉得太长了，而新西兰国家护理委员会的政策在这两年之间发生变化，是正常的。
怪只怪两国护理学的概念差距太大，像我这样一个半个的，达到项目要求才能送来，“黄花菜”都凉了。唉，现在申诉已经晚矣。我把申诉书给收起来，作为我留学史上的一个纪念吧。
但我并不甘心退回一年级，我要全力挽救自己的命运。我要亲自和护理部谈判解决此事。
考试还在紧张进行，我请求谈判往后延期，有几次给北京家里的电话，我都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这个坏消息我不能告诉远在家乡的父母，不能让他们再为我着急上火。
到了谈判的那天早上，我班级的同学们决定派选三名代表与我同去，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人多力量大，一来给我壮壮胆，二来他们懂得新西兰的法律和当地的规矩。
可是我突然变卦了，决定不带那些好心的同学去了。因为我想，这个难题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学校而不是同学们的愤怒。
这又是一次决定性的谈判，和我刚来想进护理部时差不多的原班人马——护理部主任摩尔博士、老太太博士、印度老师，不过这回多了一个从中国来的F老师。
说是和我一起开始商谈解决办法，实际上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没有什么余地，我必须从头学习一年级的课程，否则学分不够，就不能毕业，也拿不到学位了。学校方面考虑到的确有违约责任，决定虽然让我晚毕业一年，但这一年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校方负担，按说这样的条件也算是对得起我了。
老师们一起期盼地看着我，以为我会欣然接受，可是他们想错了，我坚决不接受。我有我的苦衷，因为我耽误不起呀。我还得尽早回去见天天盼我的奶奶呢；此外我的野心大着呢，还想读硕士甚至博士，“一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比一的阵势，而且是四个老师对一个留学生，我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这次谈判以我的不接受而结束。
32云消雾散——“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要和时间赛跑
谈判暂时中断了，期末考试还在进行。先考完的科目陆续公布了成绩，提心吊胆的等待变成了一个个的喜悦——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考试，我都顺利通过了。
这对我非常重要，这不仅是给我带来的最好安慰，更重要的是，我有了自信和力量，我很激动。
是啊，我怎能忘记，在一次次的考试中，这个“节外生枝”的事像只大马蜂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耳边，挥之不去，干扰了我的正常思维；
又怎能忘记，在考《内科学》时，当我做一道关于“护理精神应以关爱为本，以对人的心灵的保护为本”的答题时，突然联想到了自己的心灵受到一次次打击，控制不住的泪水滴在了考卷上；还有一次对我来说很难的《心理学》考试，同学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苦苦“啃”考卷，我想，我是和他们不一样的，感到无奈和绝望……
但是，现在这些成绩告诉我：逆境，是有决心的人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我能在这种逆境中通过专业考试，也是通过了一次人生的考试。
喜悦之余，我又开始考虑和学校谈判的事。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就知道这么点儿古代名句，这次出国都给用上了。
知己——我先评估了自己，期末考试的结果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一、班级里没有通过考试的也有几个人，这说明课程的确有难度；
二、但是我全通过了，说明我与他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三、我的成绩还不错，这说明我有实力和潜力。
知彼——我把学校方面也摸得清楚了：
一、学校并不是故意违约，政策的改变是谁也没料到的；
二、护理部对我还是很重视、很看重的；
三、新西兰的学校是学分制，我可以争取缩短时间完成学分。
仔细分析了这些后，我想，都“知己知彼”了，为什么不能要求学校允许我在两年中完成三年的功课呢？我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去找护理部主任，对她说：“只要我能在原定时间毕业，加课就加吧，考试就考吧，什么条件我都认了，我能够在这两年中完成三年的课程。”
护理部的老师们也知道了我的考试成绩，但是在护理专业学习上因为要牵涉许多实习，缩短学年是很难的事。最后，我的实力和决心还是打动了他们，护理部同意了我的请求。
接着，护理部给我制定了一个庞大而又周密的补课计划——除了我现在的大二课程外，我需要补习大一的7门理论课，3门实习课，交5篇论文，作4个演讲。
可真够实惠的！我能生出三头六臂来就好了，但我别无选择，为了赢得一年的时间，我只有和时间赛跑了。
刻不容缓，第一件事就是咬牙把已经定好的圣诞节回家的机票退掉，并硬着头皮给家里打了电话。这个决定对于天天盼我回家，日日倒计时挨到圣诞节的奶奶和妈妈来讲太残酷了，对我何尝又不是呢？
“奶奶，我过年不回家了。”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了，但还要强忍着不能让奶奶听出来。
奶奶在电话那头好久没有反应，我知道奶奶在做思想斗争，最后奶奶慢慢地说：“我的孩子，奶奶好想你呀……”奶奶声音颤悠得说不下去了。
其实我奶奶已经比她的同龄人明理多了。我是奶奶的命根子，她这么大年纪了，同意我离开她，飞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已经够坚强了。现在是10月底，“新年回家”眼看有个盼头，可是，这么一点希望又给抹杀了，谁受得了？
奶奶沉默了，我的心也像被揪出来了一样。这“苦其心志”可真够苦的。
“劳其筋骨”也不是随便地受累，需要制定一个周密的、科学的计划。打工的时间早已经被安排到几个月以后了，不能轻易取消；补实习的时间从哪里来呢？还是那个字“挤”。
一年级的学生是集体进行的社会实习课，而我只有“跑单帮”去补上了。
那些日子，顶着新西兰特有的强烈日光，或冒着突然而来的暴雨，在小镇的公路上，总有我急匆匆的身影。只要有一点儿空余时间，我就赶紧去幼儿园和养老院补实习课。
“你是毛利女孩吗？”幼儿园的老师问我。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和孩子们一起趴在地上看地图，告诉他们中国的事情……我看得出孩子们对本来就充满孩子气的我格外欢迎。通过和小朋友的做游戏、唱歌、吃饭等一系列活动，我了解了孩子们的心理。
从他们对世界，对外国人，对中国的幼稚而又有趣的提问中，我心里已经构思出“儿童心理活动”这一论文的框架。
在养老院里，当我开始自我介绍是从中国来的时，老人们的反应比幼儿园的孩子们还要活泼可爱。这里的老年人既健壮又健谈，大都知道中国，有的还去过中国。
他们对我从中国远道而来没有什么不解，只是对我这么年轻就要成为注册护士了，感到吃惊地说：“你，中国人，真是了不起！”
“中国人是个很勤劳的民族。” 这话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认可了。
这个养老院里，住着40多位老人，除了吃和住，老人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地外出活动。只有一名注册护士指挥着好几个普通护士工作，注册护士主要负责给有病的老人发药服药，对健康的老人进行医疗保健。在养老院里她有绝对权威，责任重大，老人们都很尊重她，非常信任她，让我大长了见识。我能有机会补上这些课，实在是挺值得的。
除了外出补实习课，我还要把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掰开揉碎找出稍微整些的时间，往学校的大一教室跑，去加塞儿听课；有的课和我现在大二的课程冲突时，我就要自己想法子补习了。
至于补加的论文和演讲只有再少睡几小时觉，再多看几本书去补了。
有时，我自己都服了自己，又没长出三头六臂，打哪来的这么多精力？答案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在没有退路时，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就会焕发出正常情况下永远发现不了的能量。
我们班的同学担心我吃不消，纷纷伸出了友爱之手——有的送给我一年级的教材，有的借给我他们学过的笔记；有的开车送我去实习场所……“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补课的进度，大大地加快了。
在忙忙碌碌的学习加补习中，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底，马上要放圣诞节长假了。看着周围的同学们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特别是中国学生们都忙着收拾行李回国去和家人团聚，我虽然很眼馋，但又很兴奋。
因为进入假期，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补课了，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我继续奔跑，就一定会缩短和他们的距离的。按照现在的进度，我将提前完成补课计划。
说实在的，我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听说，在国内，还有几个同学正在为进入这个项目做着准备，有的人正在艰难地过语言关，可是政策一变化，就都来不成了。
这个中国和新西兰两国两校的《护理学位合作项目》，如果有学生名册的话，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以我为第一人而开始，又以我为最后一个人而结束。毕竟，这个项目曾经在新西兰国家做过备案，将来翻开史册，也是一件值得怀念和深思的事。
是啊，我不能辜负两国的老师们对这个项目的初衷和期望，即使就我一人，我也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仅是为了给这个《项目》画上圆满的句号，更是为了争口气：“我才不怕挫折呢
，磨难是一种财富，我的处境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云消雾散，坏事变好事。
拿我爸的话讲：“你太幸运了，就偷着乐吧。”
我妈的老话又来了，她说：“孩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苦尽甜来，你就等着吧。”
我的确等来了一个又一个好消息，我的补课成绩都很对得起我的努力，双倍的学习压力，给了我双倍的动力，收获当然也是双倍的。补课、加课没有把我压垮，却使我的专业知识更扎实、使我的能力更提高、使我的经历更丰富、也使周围的人更加认识中国人。
到五月放假我能回家时，我就能和我班级其他别的学生一样了，不会少学什么专业，不会再有补课负担；当然，我也会有好多故事讲给我国内的朋友听。
真应了一句至理名言：“对于某些人来说，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就是向上攀登的阶梯”。我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真要谢谢这句话。
我还要由衷地谢谢我新西兰的“学哥学姐学妈学奶们”，谢谢我的中国老师和新西兰老师们。
33都是龙的传人——人在什么时候最爱国？在出国后最爱国
不平静的留学生活过去小半年了，我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到那个和新西兰年轻人们合住的家，生活和语言都真正溶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这在我们学校留学生中几乎是没有的。入乡随俗嘛，我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生活。
在这里，我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遛马路，不逛商店，不去公园……上学校是学习，回到家还是学习。家里的那几个新西兰年轻人晚上大多时间都是和朋友泡酒吧到深夜才归，经常只有我一人还有那只大狗。必要的出门购物也是我自己速去速回。
除了学校和教堂的聚会，几乎什么娱乐都没有，过的是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我好像也习惯了，谁让我选择了留学呢？
可是有一天，好朋友麦子的电话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
“亭亭，我也不想住寄宿家庭了，我听说有个便宜的房子，但是房东和房客都是男的，我自己不敢去住，咱们俩一起搬去怎么样？”
麦子是我在语言中心的同学，和我很合得来。我现在住的小阁楼已经露出了它的缺点，随着南半球夏天的到来，小阁楼经不住强烈的阳光，越来越热了。晚上一进屋，热气就扑面儿来，像个大蒸笼一样。这里还老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虽说现在洞都给补上了，但还是有“顶盆”睡觉或穿雨衣写论文的可能性。
再说，小阁楼本来就是警察叔叔好心帮助我解决的临时住处，我们都知道住不长，所以也都在考虑我下一步的住处。
麦子的电话使我的心动了，虽然我对现在的警察叔叔家实在舍不得，但是麦子找的房子离学校也不远，要是我俩合住，还能省一些房租，我决定和她去看一下房子。
房东，更确切地说是二房东，是个从北京来的移民，三十多岁的单身男性。他戴着一副眼镜，
像个留学生，可穿着一身白衣服又说明他是个厨师。
我和麦子鸡一嘴鸭一嘴地把我们俩路上想好的一切问题都问了个遍，那个厨师一边吃着我久违了的打卤面，一边有些不耐烦地应和着我俩。
最后甩给了我们一句：“你们都成了十万个为什么了，想好了再来住吧。”
想好了再来？这个房子就没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宝地，犹豫不得。但是不打听清楚就轻易搬进来，我和麦子都心里没底。
出了他家，我就说：“我怎么感觉那厨师有一副狡猾的样子呢？”
麦子说：“人不可貌相。”
我说：“咱们还要调查一下其他房客的情况。”
麦子说：“房客就一个天津男孩，是我的同学，没什么可调查的。”
我说：“他家的房间外面好像没有锁。”
麦子说：“新西兰的房间都没锁。”
其实我俩并不是在互相唱反调，而是在一问一答，在给自己壮胆。等我们能把自己说服了，疑团都解开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才敢搬。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在这一点上，我俩非常一致。
虽然有许多问题新房东还没有给我们解决，比如：床还没有换新床垫，屋子外门还没有安锁，厨房有些油渍，厕所还……可是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拉着我们似的，最后，我们俩还是在一周之后搬了进来。
入住后的第一顿饭是大家一起吃的，和警察家相同的是这儿也住四个人，也是两男两女；不同的是我们都是“清华人”——清一色华人。
在吃饭时，我突然一下解开了这个新家吸引我搬来的“谜”，那就是眼前的一切太熟悉了！
看吧，我们吃的是炸酱面，还有豆芽菜和黄瓜码子，再正宗不过了，因为是房东做的，他是当地惟一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中餐部的厨师，我们都叫他“李哥”。餐桌上还放着一瓶在国内家家都不可少的“老干妈”辣酱，北京酱园的榨菜和小咸菜也是熟悉的包装；还有李哥每顿必不可少的臭豆腐……眼前的一切再加上李哥一口浓重的老北京腔，顿时把我带到了北京前门一带。
吃饭用的是竹筷子和兰花瓷碗，大家都站起来伸长胳膊够着盛炸酱，又用手抓菜码子，就连一股油烟的味道都有回到北京的感觉。
吃完饭，大家开始看录像，放的是《射雕英雄传》，可爱的麦子坐在电视前目不转睛，说了声：“金庸把我给射中了”，就再也不动窝了。
甚至在洗手间里，我也有回家的感觉——有“两面针”牌牙膏，天津产的洗衣皂，中国的白脸盆，还有中国特产的那种一道蓝一道白的单位发的毛巾，甚至手纸的牌子都写的是中国字！
我都有些蒙了，这是在哪里？
我对麦子说：“都说是入乡随俗，我看咱们现在是‘入乡还俗’了。”
李哥是这个家的房东兼家长。他来新西兰五年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多少有些改变，他生活上懒懒散散的，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他对人很随和，很友好，所以朋友很多，都是移民过来的中国人或和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大家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通过李哥的“牵线搭桥”，也和我们混得像一家人了。
不久，又有一个李哥的朋友——上海男孩加入了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家更热闹了。
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行动了，走在路上经常被“我们家的人”给捎回家，放学回家一进门，再不是那只大狗亲热地扑过来，而是总有中国武打片的“叮当”声或耳熟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来——有人先回来了，心里暖融融的。
不管是谁回来都很自然地说一句“我回来了”。
无论谁去上学或打工，大家都会说上一句“路上小心”。
我现在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平时，我们都是各自简单地做些吃的，但是到了休息日，经常是由李哥开着车，载着我们全家出去购物，然后回来大家一起动手做饭。
除了我，他们都对做饭有极大的热情加高超的手艺，毫不马虎，荤素搭配，然后是几菜一汤的摆满一桌子，然后大喊一句“吃饭啦！”
我和个别来蹭吃蹭喝的留学生，才从屋里钻出来。然后，大家围着桌子边吃边聊，聊国内的事，聊中国的电视剧，大说特说中国话。爽！
我在家就有爱剩饭的坏毛病，每次吃完饭总是把筷子一放：“我吃不了啦。”这个时候，我老爸总是无奈地接过我的饭接着吃。现在自己独立生活了，可是剩饭的毛病还是没改，不过现在吃“狗剩”的是房东李哥，谁让他是“家长”呢？
当然啦，我也不是光吃不干，最后，一大桌子碗筷就归我慢慢收拾吧。
由于中国人的脾气和文化背景，加上近几年来家长们的娇生惯养，使我们都有很强的个人脾气，谁都认为自己了不起。在新西兰，中国留学生先是大家在一起住，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的事是很多见的。
应该庆幸，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有的，良好的生活空间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共同营造这个家。都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可我们家没有，在“家长”李哥的带领下，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在南半球的新西兰，我们这几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福建的，亲亲热热聚在一起过日子，像一家人一样，也
真是一种缘分。
2003年10月的一天，胡锦涛主席访问新西兰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像过节一样，吃了顿大餐后就围在一起看电视。我们看到在奥克兰的大街上，中国人举着中国国旗，夹道欢迎胡主席，许多和我们差不多大的中国留学生不停地跳跃和欢呼，那叫一个心情激动。
我这个时候能深深地理解，那种激情是彻彻底底发自内心的激动，不只是因为看见了国家主席，而是因为远在他乡见到了亲人呀！
我们都从心底里期盼着自己的祖国更加富强。
我想起了一个留学生的话：“人在什么时候最爱国？在出国后最爱国。”
34四个女孩的悄悄话——大家不吱声了，大概都在想自己的“他”
一天晚上，同屋的麦子接到同学的电话：“今晚我到你家去住，行吗？”
麦子拿着电话看我，等我的回答。
我天天忙学习、考试，根本没有时间和别的中国学生交流，渐渐地和中国人疏远了。自从和麦子住后，我没有了在警察叔叔家住时那种“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她又把我带回了“中国的圈子”。我身边认识的中国学生也一下子多了，因为他们都是麦子的朋友，经常今天是你住我家，明天我去你家的，走得挺近乎。
听到电话那边那亮脆的声音就知道是阿妮，我能说什么呢？“来吧。”我总得给麦子面子吧。
一会儿，这个叫阿妮的女孩来了。她是麦子的同学兼朋友，后来又去了美国。她一来，在邻家住的另一个女孩珊珊也抱着被子过来凑热闹。
一个小屋四个小女生，大有国内大学住校的感觉，我们畅谈了一夜。
曾经听一个好朋友说过：“女孩之间的话题一定是男孩，男孩之间的话题一定是女孩。”后半句话我没有证实的机会，但是她说的前半句话在这一夜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这一夜的话题让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再一次开始考虑我们出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
阿妮来这儿是为了躲避她的男朋友的。她男朋友叫阿东，我也认识，他刚跟全家移民到这里，也在英语班学习。
阿妮刚来就被这小子给盯上了，很快就在一起了，在这之前我也听过一点他们的风言风语，总觉得说的太夸张根本没信过。
阿妮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一好就住在一起了，还是很幸福的。”
他们二人都是20岁，在国内可能还在上学或在父母的监护下生活，可是刚远离了父母，就这么自由了，真是“与时俱进”。才认识几天哪，就同居了，真的就那么幸福吗？
麦子问：“那今天晚上，你们怎么不去幸福呢？”
阿妮一下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使劲地摔麦子的玩具狗，麦子很心疼地抱过她的狗：“不要摔它，它可是我男朋友给我的礼物呢。”
阿妮又夺过我的枕头，狠狠地用拳捶上去：“这个混蛋和马优米好上了，前几天他向我借钱说是急用，没想到却给那个马优米买礼物去了。他以为我很傻发现不了！”
她用劲地砸枕头，看来今晚枕头要被她砸扁了，算了，人家在气头上，拿枕头出出气吧，反正它不是我什么男朋友送我的礼物，不过它可是我妈亲手做的呀。
阿妮嘴里骂的那个马优米是我和麦子的好朋友，也是语言学校同班的日本同学，一个很乖巧很安静的女孩。她怎么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突然她的表情和声音一下子变得很诡秘，笑着小声说：“阿东对我说，马优米没有我好的，不管是身材还是床上功夫都不如我的。”
她说得那么自然，好像在说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一样，笑得更欢了：“阿东说马优米的身材像油桶。”
“我打赌，等马优米回日本后，阿东还会回来找我的，他把马优米说得那么难看，他怎么可能喜欢她呢？”她的话里充满了自信。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听得目瞪口呆。
“阿妮，你不要这样呀，很乱呀，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麦子抱着她的毛绒狗终于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其实每次他要和我发生关系我都是不愿意的，但是每次最后我都同意了，我也很恨自己的。”
阿妮继续说：“他说今晚还要来我家，所以我才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你把他推出去不就得了？躲不是办法的。你对他狠一点就好了。
”
“我也想对他狠呀，可是就是狠不下去的。” 阿妮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诉苦。
“你让我说什么好？！你怎么这么没骨气！” 我听了她的话恨得直咬牙。
阿妮像受了很大的委屈：“我也很气自己的，你骂得对，骂得好，好好骂骂我，快点把我骂醒呀。”
麦子说话了：“亭亭，你不懂的。爱情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说分就能分开的，即使他辜负了你。你太单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有时候半夜三更，麦子给她在国内的男朋友打电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种黏糊劲别提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呀。
另一个上海女孩也插嘴说：“我得赶快把我男朋友办来，别让他在上海看上别的女孩了，现在的男孩都不可靠。”
听着她们几个在说着自己的男朋友，又骂又夸的，我心里敲起了鼓。妈呀，她们仨都比我年纪小，交男朋友还都挺有经验，怎么那么成熟呢？我们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是不是我太跟不上时代了？
终于，大家说累了，在黑暗中不吱声了，大概都在各自想自己的“他”。
出于我学习专业的本能吧，我打破暂时的寂静，问阿妮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你们在一起没有采取什么避孕措施吗？”
“没有。阿东不喜欢用的，我原来吃药的，但是有人说那种药对身体不好，也就不吃了。”
“什么？他说不喜欢就不用了？你也是，那药对身体就是再不好也比让你挺个大肚子好吧？！”
阿妮真的很无知，我快被她给气疯了。
我把声音降低，一脸严肃地问：“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阿东说他会负责的。”听得出她对那个男孩真是神魂颠倒了。
这点儿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的女孩，我真是很佩服她的父母敢让她出国。
对着这个比我小却比我成熟的女孩，我开始像我奶奶对我似的，慢慢地和她讲起大道理——你父母花这么多钱送你来留学，是多么不容易哟，你没有对父母的内疚，没有对前途的担忧吗？
麦子可能觉得我说得太狠了，赶紧为阿妮讲话：“等你遇到心上人的时候，你就顾不上父母的什么嘱托了。”
“算了，不提那个王八蛋了，咱们快睡吧。明天我还要和珊珊去早市卖东西呢。”阿妮像没事人似的呼呼入睡了。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阿妮的行为对我触动太大了。难道出了国，远离家人了，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了吗？到底是她们成熟过早，还是我太幼稚？是她头脑太简单，还是我过于
谨慎？
我想起一个和我们都很熟的男孩子对我们三个人的评价：亭亭，你是关闭型的女孩；麦子是校园里的女孩；阿妮才是真正适应社会的女孩。难道我真的要被“社会”淘汰了？
看来我需要心理咨询了，我早上起来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妈妈，我对她们的做法是不是大惊小怪？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
妈妈的回答特逗，但是，想起来却很有哲理。她说：“男女孩子交朋友是人人有份的，只不过早晚而已。”
白天，手机里又传来一条妈妈发的短信，更是有哲理：“女孩当自强。”
35 我的心里话——我还没有遇到那“人人有份”的另一半
其实，我很清楚， 我和麦子她们没什么两样，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那“人人有份”的另一半。
坦白地说，在刚来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有过荒唐的想法。
在语言学校时，大家上烦了英语课，下课聊的话题许多是有关结婚移民的。谁谁谁和当地人结婚了，现在衣食无忧了；谁谁谁已经不用学习了，自己开店去了，现在跑车洋房也都有了……这些话题也挺让我羡慕的。
我想起了在来时的飞机上认识的大肚子姐姐，她说必须赶回新西兰上语言课，也是另有隐情。这些人没有付出汗水和心血，但是却付出了比汗水更宝贵的——大活人一个。对于他们，我除了可怜还有一点儿蔑视，再想不出别的形容词来，因为他们破坏了留学的“游戏规则”和做人的尊严。
说实话，在刚来时的一连串的困境中——学校不让我进入专业；“后妈”又对我百般挑剔；签证马上要到期的窘迫情况下，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我真羡慕好朋友可可，她和她的男友是那么亲密，大有在新西兰并肩作战的感觉；我还羡慕比我早来几天的北京小老乡容容，虽然她和他两个人的语言关怎么也闯不过去，好像要在语言学校安营扎寨似的，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活；我甚至有些羡慕大肚子姐姐，从此不用学习和奔波……
我只想这么坎坷，这么前途渺茫，不想再活得这么累。
“小小年纪，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能出国多好。”语言学校的阿静总是嫌我心事重重不专心听她的“恋爱史”和“生孩子”计划。
阿静还嫌我不会“光彩照人”，她说： “哎呀，你好无聊呀，老是那么严肃，不要给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嘛。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一定要被你给闷死了。”
“你要笑笑。像你这样成天皱着眉头，还有哪个男孩子会和你说话？”
阿静性格很开朗，人长得也漂亮，穿得也很时髦，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很年轻可爱，她对我也很关心的。
当时，我把倒霉的处境告诉了阿静，没想到阿静真的认真起来。立刻让她的一个移民朋友来 “帮助”我——寻找“结婚目标”。还帮我拟订了一个“假结婚的可行性计划”，听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在学习方面没看出他们的效率和灵气，没想到在这方面他们的“思维和行动”如此之快。
其实，“假结婚”不是不行，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出国的目的就以 “嫁个老外”而告终？我自己的远大梦想、爸妈对我寄托的所有希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就这么不负责地把自己给“推销”出去了？
那不是我，我不可能。
我对阿静说：“你饶了我吧，还嫌我不够乱？”
“这样生活才有乐趣嘛。老学习人会疯掉的。”气得阿静说我不开窍，再不理我了。
现在在新西兰，许多中国留学生男女同居，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有的是在这特殊的、艰苦的环境中产生了感情；也有的并没有真正的感情，而是在互相依靠的；我有时也想：要是能有一个人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啊。我就不会恐慌，不会像现在这样喘不过气，有个肩膀让我靠一靠，歇一歇，是多么美的事呀。
当然，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中，独自挺过来的也大有人在。不少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在新西兰艰苦创业，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对他们我是无限地敬佩。
他们能行我也行，干吗要自暴自弃呢？
其实，在我最难的时候，除了想家以外，有时还想一个朋友。说他是男朋友，不如说是好朋友更确切。
他曾是我的同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早晚要出国，所以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什么，但是，他的做法却已经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男朋友了。他容忍我的所有蛮横和任性，全力以赴地帮我解决在国内层出不穷的麻烦，从来没有过怨言；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没有拒绝过，以至后来我觉得他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的；在国内，每遇到麻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可是，自从到新西兰之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接连不断的麻烦让我什么都顾不过来了，我没心情给他发信。但是他怎么一个短信也不来，一个邮件也没有呢，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是不是把我忘了？出国后这么多的不顺，把我的自信都给折腾没了，我不生他的气了，反而有点害怕。我给他发了短信，没有回复；发了邮件，没有回信……
我期盼着，不期望他向我道歉或者解释什么，我只希望他能给我回个消息，知道他还在惦记着我，哪怕仅仅只有一句话。这个时候的我太脆弱了，他的一句话对我都会是很重要的。
在我来新西兰两个月后的那天，他终于想起了我，我收到了来到新西兰后他的第一条短信。但是我宁愿没有这条短信。
“你好吗？我有女朋友了。”他说得那么直接，那么坦白，没有任何别的解释。
人的心怎么这么难测，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实际上比起新西兰人，他就不算快了。
一个周末，我在教堂认识的一位热心肠的大妈请我到她家吃烧烤。在她家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和热心大妈同样热心的大叔，七址多岁，他管大妈叫“亲爱的”，据说他们刚认识一个星期。另一个是住在大妈家的房客，叫罗伯特，是个19岁的男孩儿，在做修理电机的工作。
一起吃完烤牛肉，还没擦干嘴巴，罗伯特就邀请我明天去海边冲浪。
六十多岁的热心肠大妈在一边鼓动着：“罗伯特冲浪很棒的，亭亭，我把我的冲浪板借给你，让他教你。”
一听冲浪，我很是新奇，何况又有人愿意教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好哇，我很想学冲浪。
”
罗伯特听后高兴得打了一个响指，冒出一句话：“太好了，我还没有女朋友呢。”我冲他笑笑，心想：“你有没有女朋友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围着饭桌坐下，开始聊天。他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向我不停地“抛媚眼儿”， 我那天戴了眼镜不会看错，他眼睛一挤一挤的，半边脸的雀斑都跟着行动。
他那挤歪的脸蛋儿还没调整归位，就单刀直入：“你有男朋友吗？”他的蓝眼睛透过烛光更加让人瘆得慌。
“没有。”我说完就后悔了，应该告他“有”，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接下来，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什么都问，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只好装作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他的眼神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赶快说：“已经很晚了，我要回家了。”我起身准备告辞。
热心肠大妈在发动车，我刚要上车，罗伯特从屋子里蹿了出来，拉住车门对我说：“我可以亲
你吗？”又用那种瘆人的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亲我？就你？你这小屁孩子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我 “嗖”地钻进车里。
我只听说国外男女青年派对非常迅速，果真如此！迅速到“闪电”一般快。
在回去的路上，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热心肠大妈说了，问她当地青年是不是有见面就交男女朋友的习惯？
热心肠大妈的话让我又长了见识。
她说：“罗伯特已经过18岁了，是个成年人了，他完全可以决定他喜欢谁，和谁交朋友，今晚他很兴奋，我想他是爱上你了。你要是不爱他，可以去酒吧坐坐，一定能找到你爱的人。”
爱？他们“吐”出这个字是如此的简单，爱一个人就这么容易吗？还是我把这个字眼儿想得太复杂了？在中国父母眼里，十八九的还是孩子，即使有早恋的，也是偷偷摸摸的；可在外国人眼里他们已经完全是成人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爱别人。
说好了第二天上午在海边集合，但是对那个所谓“爱”上我的男孩儿，我只好毁约了。快到约定时间时，出于信用，我打了电话，想对他说我生病了之类的理由，推托掉冲浪。
谁知接电话的是热心肠大妈，她说：“罗伯特还在睡觉，没起床呢。”
原来他早就把这事给忘光了，比我更不守约。
看来，在某些事上，他已经是成人了；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他还是孩子。
又过了不久，热心肠大妈很兴奋地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和热心大叔订婚了。在电话里，大妈激动得滔滔不绝，像个小姑娘似的，声音有些高昂，用我听不太懂的英语叙述着订婚场面的细节，我也祝贺她了老半天。
最后她告诉我，罗伯特已经找到了他爱的人了，是在酒吧喝酒的时候认识的，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
我想像得出那个“萝卜兔” 对他心爱的女孩眼睛一挤一挤的怪模样。
我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和外国人有时没有共同语言，不是性格不合，而是文化背景、民族习惯的差异。
36留学生早市叫卖——我们在这里也要“搞活经济”
在北京，偶尔和妈妈去过我家附近的早市，很热闹，卖什么的都有，而且东西很便宜。听说我这个城市也有早市，但我从来没去过。
我请求珊珊带我上早市，珊珊说：“你们北京人那么高傲，还去得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怎么了？在北京我也去过早市。越不带我去，我越好奇，我一早就打听着找来了。
早市在市区一座大桥下的空地上。人们开着车来，把东西放在车上，打开车门，就成了柜台。远远望去，像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大花，开在河边的草地上。
今天，我不是来买东西，也不是来看热闹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拍一组新西兰生活的录像。为此，我把打工攒下来的钱全部寄回北京，让爸妈买了一台很专业的摄像机。
我像模像样地端着摄像机，在人群中寻找着拍摄对象，淳朴的当地人更加热情了，主动展示他们的商品让我拍。
在早市摆摊以当地人居多，也有中国移民，还有几个留学生摆的摊。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东西在这里都挺热门的：水晶坠，中国结，许愿沙，手机链等小玩意儿。在遥远的新西兰，看到了这些在中国时我常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去买的东西，和同学在一起的快乐日子顿时溢满了我的脑子。
我把镜头对准一些摊位，当地人会友好地冲我笑笑，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可是中国人的表现就不同了——背过身去或钻进车里，不愿意让我拍摄。
这也可以理解嘛，你想呀，在家都是条件不错的人，出国也让许多人羡慕着，万一这摆地摊的场面进了我的镜头，回头我真的把带子给了国内哪家电视台，再一经渲染，再那么一播，再被熟人给看见了多丢面子呀。
其实，当地人也好留学生也罢，只是为了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淘汰或者卖点儿自己的手工艺品，能挣点钱更好，有一种双重的满足。
中国留学生在当地人看来可以说是天之骄子、财大气粗。来早市只不过有的人是想看一下自己的能力；有的是为了练习一下胆量；有的是试试自己的运气；有的干脆是来凑热闹的……
当然，大目标还是一致的——谁都想“搞活经济”。
我远远地发现了阿妮和珊珊。昨天晚上阿妮还因为被男朋友甩了而痛哭流涕，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焕发地和珊珊一起大声地叫卖着，就看她俩嚷嚷得欢。
没一会，阿妮走了，留下珊珊一个人还在卖力吆喝着。
她在地上摆了一个小折叠桌子，据说是25元买的。上面摆了从国内带来的丝巾和手机链。阿妮走对珊珊的影响不大，只见她左手拿着一把小铃铛，身上挂着漂亮的丝巾，右手还不忘了撑把阳伞。一边晃着铃铛，一边唱着“JINGLE BELL，JINGLE BELL……”
看到我突然出现，她兴奋得叫起来：“亭亭，快来陪陪我，给我打打气。”
原来她也是发怵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当然要帮忙了：“嘘，别和我说话，就当我们不认识，我给你当托。”说着，我假装拿起一条纱巾。
“得啦，你给我当托？一看都是中国人，就是不认识，还都说认识呢，你好歹也要找几个外国人来当‘托’嘛。”她一下识破了我的“阴谋”。
不过我还是给她带来了点勇气，她的声音喊得更脆了，用生硬的英语大声地喊着，不过，怎么看怎么像电视小品中陈佩斯卖羊肉串的场面。
要是在国内的市场，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但是在这边就有点不相称了，因为这边根本没人吆喝的，就看她一个人在那儿又蹦又跳的。我低着头小声说：“喂，珊珊，别喊了，这边根本没有人这样的。”
“这怕什么？本来我的摊就比别人的小，再不吆喝，根本没人会看到的，那赚什么钱呀。”她说得头头是道。
看着一头飘逸长发的珊珊，在卖力吆喝着，我的确佩服这个上海小姑娘了。
我拿起摄像机对准了她，珊珊真给我面子，表现得更来劲了。她挥动着头巾，又跳又唱。很快，我们吸引来了不少人，他们都争相买珊珊的东西。
我一边拍摄，一边起哄似的用中文配着话外音：“好哇！又卖出去了一条。珊珊，可千万别算错钱呀，算错了可就亏本啦！”
当地人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根据我紧张拍摄的表情，他们能肯定自己是买到了中国的好东西。其实那些丝巾在北京是很便宜的，我们根本都看不上眼的。
珊珊的收获不小，一个早上，她卖了12个手机链和4条丝巾，除去成本，净赚了80新元！比她打两 天工都挣得多。
珊珊也高兴得不得了：“我的生意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亭亭，你真是我的摇钱树呀！”可惜从国内带来的东西太有限了，下次珊珊就没的卖了。
看到她低着头坐在草地上，一张一张仔细数钱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我们这些在国内“呼风唤雨”的“小公主”们，不在国内好好享福，却到这边来
受苦，图的是啥呀？
像珊珊这样挣些外快的，不只她一个人。有许多留学生在学习之余，除了打工，又开辟了新的“市场经济”。
和我同住在李哥家的阿来就是一个“搞活经济”的典型。他刚高中毕业就出国了，现在还在语言中心学习，按新西兰政府规定是不允许打工的。但是阿来的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他需要挣点零花钱，怎么办呢？
这些规定难不住阿来，精明的阿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批发来一些电话卡，在留学生中推销起来。他卖的卡种类繁多，有面向新西兰国内的、也有专门打国际电话的、有手机专用的……都比市场上便宜不少。
更主要的是他的服务态度和经销方式，比起这里动不动就关门歇业的商店来不知方便多少倍。
课堂上、学校的咖啡厅、学生宿舍走廊里都能看到他贴的广告，当然我们家的这几个肯定是他的“客户”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留学生都是他的常客。
这不，昨天他又向我推荐了一种新的电话卡，说：“亭亭，这种卡你先试用，用出好来再给钱。”
果不其然，往国内打电话，不但便宜，拨号也简单。看来阿来又要小赚一笔了。
阿来聚集了上海人的精明于一身，不但会钻营挣钱，而且还会攒钱存钱。他挣了钱从不乱花，把钱存入了银行让钱多少生些利息，因为新西兰银行的利息还是挺高的，在新西兰存钱的利息也要交税，他仅凭他很有限的英语，却能找到最实惠的存款方式，这也是他的生存之道。
我住在李哥家不久，便跟阿来学会了看外汇行情，在电话里也能和老爸侃上几句了。
“老爸，估计过几天新西兰元又会升值，最好把我们在银行存的美元，赶紧换成新西兰元，要不会亏好多钱呢。”老爸也头一次听我“摆布”了。赶快把手里的钱给换成了新西兰元，减少了一些损失。
现在，我时常打开电脑，看看当天的外汇牌价和汇率曲线图。在看准了行情的时候，就在网上做一把“外汇买卖”，当然，俺是“新手上路”肯定有失手的时候，最近我就做赔了一笔，好心疼啊。
这些在国内，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根本不可能涉及的事，在留学过程中，都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此，一些革命长辈可能又要评论了：“不好好学习，净搞歪门邪道。”
“好好学习”的留学生也有，但是既然出国了，不参与打工、挣钱、社会生活，只会坐在教室念书本，囚在家里写论文，那何必出国呢？在国内就能好好学习，完成学业。
我在国内上英语强化班时，认识了一个优秀的男生，他是著名大学的高材生，托福和GRE都考了高分，令我们佩服极了。他是我们中第一个出国的，去英国读硕士。在英国整整一年，他顺利地拿下了学位。可是听说由于英国工作不好找，他一天工也没打过，一个英国朋友也没交过，甚至一句正宗的英语都没讲过。
在英国呆满一年，整整花了爹妈20万人民币，就回国了。听说现在成了一个“海带”，在家待业呢。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到经济发达国家学习的意义，远远不只在学校里。社会这个大课堂有许多我们学不到的知识。现在，我们趁着在国外这个难得的机会，同时在学校的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上学习，可以说是青春年华的浓缩。这也是我的“让昂贵的留学费用升值”计划的一部分。
“搞活经济”不但使我们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充实，还使我们在社会大课堂上学习谋生的技能与经验，了解社会人生百态，最重要的是磨炼了性格。
37节日游行——市长抢过我的摄像机，我戴上市长的大勋章
今天我遇到的事好像都是专门为摄像预备的，在早市和珊珊告别后，我匆匆赶往市图书馆。
还没走到图书馆，又有一个特别的场面闯进了我的镜头：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人在大路中央尽情地载歌载舞，草地上架起了乐队。一问才知道，这些人是当地的居民和移民，在进行民族文化节的狂欢。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人们生活太悠闲了，没事就爱过节，游戏和上街表演是经常的。
我赶快站在路边，又拿起专业记者的架势，把镜头对准这些难得的场面。
一队漂亮的男男女女来了，他们是爱尔兰的移民。看见我在拍照，友好地把我夹在中间，给我戴上他们民族的帽子，和他们一起欢快地走着。
日本的几个女孩子我本来就认识。今天，她们穿着艳丽的和服，化着浓妆，高兴地和我一起合影。
我被这浓厚的节日气氛感染了，在和大家一样兴奋的同时，我在四下张望，我在找我们中国的队伍。
终于，我看见了大老远有一些红色，走近一看，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队伍。中国移民穿着红色的大背心，腰里系着大黄腰带，比起别的国家移民队伍来，实在有些太简朴了。不过，这也足以让我兴奋不已，我赶快站到自己国家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举起了一面红旗。
和我们的队伍走了半天，我才继续去拍照。
一组身着毛利服装的人在我面前停下脚步，起劲地表演起来。他们举着大树杈，又伸舌头又瞪眼地大声喊叫着，还起劲地扭动着腰和屁股，身上围着的装饰树叶“哗啦哗啦”直响。
太精彩了，我兴奋地拍摄着。
几个围观的小孩，也会时不时地跑过来蹦一蹦，做个怪脸，抢抢镜头。
突然，一个身影从路边几步跨到我跟前，一把夺过我的摄像机，吓了我一大跳。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把胸前的一个大金牌摘下来，挂在我胸前。那个金牌的样子有点像摔跤比赛中的那种，金牌的带子用不同的贝壳和石头镶嵌着，金牌上面刻着很“英国式”的花纹；这个金牌沉甸甸的，压得我脖子挺累。
我想这个人可能是什么摔跤比赛的冠军，借此机会，来向大家显示一下自己的奖牌吧？可是，他看起来又没那么胖那么壮呀。他好像有些眼熟正在我琢磨这个人是谁时，他已经拿起摄像机对准我，把我和花环都装进了镜头。
在这之前，我总是自己拿着摄像机到处乱拍一气，还没有机会拍摄我自己呢。这个机会难得，我赶紧站直了身子，昂首挺胸，来个英雄亮相的姿势，冲着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微笑。
〖CS%80，0，0，0〗他用大手抓着我的小摄像机，还挺内行的。一边拍摄一边很自负地说： “不是每个人都能让我给拍摄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戴这个金牌的，你很幸运呀！”听听，这人的口气还不小呢。
“我的时间很宝贵，我要走了！这个还我。”说完，很不客气地从我脖子上摘下他的大金牌，匆匆忙忙地和一群人走了。
路边的人们还在欢歌跳舞，没人对刚才的事太关注，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好歹我也要知道这个那么自负的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冲他喊：“喂，你是谁呀？”
他转过身冲我喊：“I'm a mayor”
可惜这个词我当时不懂，接着问：“a mayor 是什么意思呀？”
他看着我笑了笑：“mayor的意思就是……”他想了想：“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想，这个人说不定是一个毛利族的酋长吧？
一周后，我去当地一个朋友家，突然想起了那天发生的事，就问她“a mayor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朋友说：“哦，这个词是‘市长’。”
我这时才知道，那个人和那个大花环的确很不一般。花环是市长在重要的日子里，专门佩戴的，只有市长才能戴的。
我突然想起，刚到新西兰时，好像和“后妈”在教堂见过这个市长，记得那天回家后，又提起市长的话题，后妈说：“市长就是一个职业，不是你干，就是我干，反正都要有人当的嘛。市长这个人很好，自己经营着一家五星级酒店，还不嫌忙乎，又担当了市长。”
我在国内也听说新西兰的官员很平民化。也曾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位妇女状告在她家附近的新西兰国会，嫌国会晚上活动太闹影响了她的休息，结果她赢了，国会议员向她赔礼道歉。
还听到更有意思的事：一位新西兰政府的女部长在国会开会时编织毛衣，受到大伙批评。谁料到这位女部长振振有词地说：“我开会是带着嘴和耳朵来的，手上干活不影响开会，而且织出的毛衣还是个产品。”
一些人听了觉得蛮有道理，就不言语了，最后只好通过国会表决。然后，大家一致通过了一个既严肃又滑稽的决议：在国会上不许织毛衣。
看，在这个和我们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度，经常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跑进你的生活，留下精彩难忘的画面。只要你去融入这个社会，你就会觉得不虚此行。
38圣诞钟声——“圣诞老人把给你的礼物放在我们家了”
圣诞节就好比中国的大年初一，是新西兰人很重要的节日。
在圣诞节一大早，和我一起打工的同事——一位善良又美丽的新西兰女士苏，就打发她老公和女儿开车来接我，去她家过节。接一个外人去家里过团圆年，这是很郑重的事。
苏的家在乡下，她家有个大农场。到他们家有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从儿时的童话故事中，我对圣诞节的印象是——在白雪皑皑的树林中，圣诞老人坐着七匹驯鹿拉的雪橇，满载着圣诞礼物，向村子里奔驰而来……
可我一路上，看到的却是完全别样的圣诞节景色——阳光耀眼而又明媚，一群群的羊在绿绿的草地上静静地吃着它们的圣诞大餐，不必担心有谁会去打扰它们。远处的树林郁郁葱葱，一栋栋漂亮的小房子掩映在绿树之中。
每路过一处都像画一般宁静，像画一般美丽。
我想起来了，这是在南半球呀，所以圣诞节是在盛夏时节到来。
突然，一辆摩托车突然超过我们的汽车，发出极大的噪音，苏的大女儿兴奋地喊起来：“看那辆摩托车，多酷！一定是他得到的圣诞礼物。”
我们的车子翻过几座小山，越过几条小河，和几只野兔赛跑后，在一座豪华而又古朴的房子前停下，苏的家到了。
这里没有任何雄伟壮观的景色，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建筑，有的只是一种融于自然的美。
苏的另外两个小孩子从家里跑了出来，我们以前就见过，所以没有什么陌生感，他们亲热地把我拉进屋子。
苏的家真大呀，宽敞的大厅里矗立着一棵高高的圣诞树，五彩的小灯一闪一闪地挂在树上。
苏的小儿子迈克跑过去，迅速从树下拿了几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我，有些腼腆地说：“亭亭，圣诞老人把给你的礼物送到我们家来了。”
我顿时热泪盈眶，这种送礼物的语言，这么真诚的表达方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
苏和她的孩子笑着望着我接过礼物，他们的眼睛里闪着柔和而又期待的目光，等着我打开礼物。
我已经做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圣诞的准备了，没想到会和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一起过圣诞节，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家的温暖。我感动中加着激动，激动中加着心动，真的，我的心 “咚、咚、咚”跳个不停。
接过“圣诞老人的礼物”，说声谢谢是无力的，我只有高兴地接受，心里暗暗感谢：“圣诞老人啊，谢谢您！他们才是您老人家送给我的厚礼，我一定珍惜和他们的友情。”
这份跨越国界、跨越肤色和种族的真挚情感，我将终身难忘。
我们围坐在一起，打开我的礼物。苏给我的是一个有新西兰代表性的动物——KIWI鸟的挂坠，是用新西兰特有的贝壳雕刻的，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它的身上，让它多彩的荧光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它，这是我来新西兰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呀。我太喜欢了，立即把它戴在脖子上。
小迈克则送给我一大包巧克力，这是他最爱吃的。
苏的老公送给我一件印有新西兰地图纹样的文化衫，在这个阳光灿烂的盛夏穿上它，颇有“余亭亭到此一游”的意思。
苏的老公是瑞士人，是我见到的最绅士的人。他领着我来到房后的小山上，去参观他家的牧场。放眼望去，望不到边的草地，盛开着小黄花，就像一块巨大的绿地毯，铺到了天边。
我好奇地问：“那么您家牧场的牲畜呢？”
他耸耸肩风趣地说：“他们今天也过圣诞节。他们随便去哪里都行，我想他们是去远处旅游了。”
他说起牛羊都是用人称代词的，而且听得出他对这些家畜的爱护和尊重。
我们回到家里喝茶，苏在忙着给我做新西兰传统圣诞节的大餐，三个孩子也在帮忙做圣诞蛋糕、布丁和冰激凌，苏的孩子都很有教养，说话轻轻的，用的都是敬语，但是不时地冒出笑话，看得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好。
小儿子拿出了他们家的影集，让我看他们全家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谁看了都会羡慕这个幸福的家庭。
苏忙乎了整整一个早上，终于开饭了：点心、饮品、菜肴、主食等一道道层出不穷地摆上桌来，我看得眼花缭乱，竟然不忍心去吃了。
我们坐在桌边，一边品尝着各种美味，一边天南地北畅谈着，谈新西兰、谈中国、谈父母、谈家庭、谈历史、谈军事……他们都很健谈，而且知道得很多，那种祥和的气氛，使我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
因为我下午还要去打工，他们家把圣诞节的正餐——晚宴提前到中午，我已经饱得很了，但是为了不让大家扫兴，我又往胃里添进了许多从来没吃过的好吃的。
苏还觉得不够，又拿来一个小桶，把各种点心装得满满的，这回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她仔细地装着，还不时地拿出这个，放进那个，生怕哪一个品种给落下，我吃不着了。还不停地嘱咐我，先吃哪个，哪个要热一下吃，哪个要抹黄油，哪个要配酸奶……看她那麻利的动作和精心劲儿，和我在国内时妈妈对我是一模一样的。
我突然想，其实，圣诞老人在我刚到新西兰的那天，就把礼物给我了，那就是勇气和朋友。
因为圣诞节是全家人团聚的日子，残疾院孩子们的父母都来了，和他们的宝贝们热闹地相聚了一天。通情达理的残疾院院长没有忘记我，为了让在异国他乡的我和家人团聚，特批我在这天可以在残疾院上网，和北京的父母见面。
当几个幸福的孩子进入梦乡后，我兴奋地打开电脑，爸爸妈妈在屏幕中如约而至，这就是我在新西兰的第一个圣诞夜。
我和爸爸妈妈近得触手可及，伸出手来，却是坚硬的屏幕，我真想穿透它！“可望不可及”这个词怎么这么恨人呀。
来不及说“圣诞快乐”，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收到的礼物给妈妈显示；还把我工作的福利院大厅给他们展示，我们福利院的大厅中间也有一棵大圣诞树和四棵小树，代表着我们工作人员和残疾孩子们。
“妈妈，看！这些圣诞树都是我布置的。”我自豪地炫耀着。
爸爸妈妈不停地感叹，毫不保留地夸我：“太好看了！我们的女儿真长本事了！”
远处传来了钟声，“爸爸妈妈，你们听，教堂的钟声！”
“听到了，听到了！这是圣诞的钟声吧？”妈妈惊喜地欢呼。
“孩子，圣诞快乐。为你的努力干杯！”爸爸拿着一杯酒，在电脑屏幕上碰了一下，我不仅看
见了，并听见了清脆的一声响。
爸爸妈妈，你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我眼睛模糊了，拼命地擦电脑的屏幕，想要看得再清楚一些。
可是，越想看清楚，眼泪越涌出来。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要多保重，我永远爱你们！”我和父母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心贴得更紧了，现在面对面和亲人共同倾听着圣诞钟声，是多么幸福的事。
圣诞的钟声还萦绕在耳边，声声阵阵激荡着我的心。我虽然是教堂的常客，但是并不信神，也从未许过愿。可是，此时此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有许多深深的祝愿。
已经是深夜，那几个幸福的残疾女孩在圣诞之夜出奇地安静。我跪在福利院的窗前，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虔诚地合上了手掌。我想请求圣诞老人把我的心愿带给上帝：
我要祝亲爱的奶奶、姥姥和姥爷健康长寿；
我要祝亲爱的爸爸妈妈工作顺利，笑口常开；
我要祝所有的海外学子学业有成，为国争光；
我要祝我国内国外的朋友和同学万事如意；
我要祝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强盛；
我要祝我自己早日和家人团聚……
上帝啊，您千万别嫌我的许愿太多，这还是我再三筛选出来的呢。
这些话都是我——一个远离家乡的中国人、一个努力奋进的留学生、一个时刻想念家人的女孩子，在圣诞节之夜、在南半球的一个岛国，最最真心的祝愿。
请您接受，并让它们成为现实吧！
39“螃蟹事件”的联想——享受大自然，就要爱护大自然
新西兰，被人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
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这里有遍地绿草，这里有蓝蓝的天空，还有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这里的人们爱玩的性格也感染了我们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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