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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承德避暑山庄（二）
央视国际 2004年02月24日 14:49
普宁寺，是避暑山庄“外八庙”中一座建筑形制为汉藏合璧式样的寺庙，如今，普宁寺也是“外八庙”中惟一有僧人住持的寺庙。
普宁寺是乾隆在承德建造的第一座寺庙。１７５５年，清政府经过著名的“格登山大战”，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乾隆下令仿造西藏桑鸢寺形式，修建了这座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寺庙。
普宁寺的“大乘之阁”内，有一尊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俗称“大佛”，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木雕大佛。
放置木雕大佛的大乘之阁又叫“三阳楼”，是普宁寺的主殿。三阳楼依山势而建，逐层收进，第五层的四个角各设小方亭一座，中间再起一层，用大方亭压顶。这种建筑形制，源于西藏桑鸢寺的“曼陀罗”蓝本，是目前我国寺庙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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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启程参加乾隆七十大寿的六世班禅 |
外八庙的兴建，投入了清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崇藏传佛教，是清政府的国策之一。康熙即位以后，把黄教奉为国教，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与周边各民族王公贵族的沟通和团结。
从康熙时建的第一座寺庙“溥仁寺”开始，“一寺能抵十万兵”的说法，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溥仁寺始建于１７１３年，是康熙在承德建的第一座寺庙。当时，避暑山庄已经初具规模。为了庆贺康熙六十大寿，许多蒙古王公提出希望在承德建一座寺庙，以方便蒙古诸部落来此聚会，并敬献了白银２０万两，建寺祝寿。康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施仁政于远荒”之意，亲自为溥仁寺题名。
从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构思上看，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与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表明了一种文化艺术观的倾向，也是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思想脉络在建筑布局上的具体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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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木雕大佛的大乘之阁又叫“三阳楼” |
从溥仁寺的兴建，到１７８０年须弥福寿之庙落成的６７年间，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一共建成了１２座喇嘛庙，形成了中国绝无仅有的皇家寺庙群。１２座寺庙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统称为“外庙”，即古北口以外的意思。那“外八庙”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１２座外庙中，除普佑寺被附入普宁寺外，另外三寺从未有喇嘛住持。其余的八座寺庙，统归北京理藩院的喇嘛印务处管理，由朝廷派驻喇嘛、发放银两。所以，这八座寺庙就被称为“外八庙”。
康熙建避暑山庄于长城外的初衷除了战略意义之外，的确也是为了“避暑”。避暑之余，修庙以便于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居止、瞻礼之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皇帝担心前来朝觐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进入内地容易感染天花，所以，把地点选择在塞外凉爽宜人的承德。
据史料记载，天花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由于是战争中的俘虏所传染，故名“虏疮”。 十五世纪以后，天花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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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拍山庄全景 |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贵族的生命安全，为对付天花病，曾制定了严格的“避痘”和“查痘”制度，以防止在军队中乃至皇宫里出现大规模的天花传染。清政府专门为蒙古王公贵族觐见皇帝，设立了“年班”和“围班”制，规定已出痘者每年冬天轮流进京朝觐；没有出痘的人，安排到塞外围场陪皇帝打猎，称为“围班”。这样，皇帝每年都有一段时间要在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一起。
早在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前十余年，１７５５年，准噶尔蒙古族达什达瓦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叛乱，决定离开世代生活的伊犁河畔投奔清政府。乾隆同意达什达瓦部几千人迁到承德定居，并修建了安远庙，以便于他们朝拜和诵经。
安远庙和避暑山庄里收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文津阁，使用了黑色琉璃瓦做屋顶。其余的建筑都用灰瓦或者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
安远庙又称为“伊犁庙”。为什么要建安远庙？在承德民间曾流传过另外一个故事，说乾隆从新疆娶回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因为她天生异香，人称“香妃”。香妃离开了家乡，在京城里一直闷闷不乐，乾隆便特意为她在避暑山庄外，建了这座安远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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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亚历山大根据别人的描述画出来的马嘎尔尼与乾隆皇帝见面的场面 |
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孟森做过考证，他认为香妃其人，就是乾隆的容妃和卓氏。不仅如此，还有人说香妃身怀利刃，随时准备行刺皇帝，结果被太后强令自杀等等。那么，关于香妃的种种传闻，究竟有哪些是符合史实的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思治：“第一他说香妃就是容妃，这个是大家公认的。第二点，太后赐死香妃这个不可靠。太后是死于乾隆四十二年，香妃死于乾隆五十三年，就是她比太后晚死十一年， 所以怎么可能太后赐死呢？”
不过，关于香妃的野史传闻，倒是佐证了清王朝与边疆民族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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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送给乾隆的礼物 |
公元１６５３年，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与顺治皇帝会面，顺治在北京建了西黄寺供五世达赖居住。１１３年以后，到了１７６６年，顺治皇帝的曾孙乾隆皇帝宣布册封六世班禅，册封的金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刻成。当时，六世班禅巴丹益喜２８岁。1762年以后，八世达赖年幼，西藏事务由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主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副研究馆员郭美兰：“这时候六世班禅听说乾隆要庆七十寿辰，有这么一个大的活动。所以六世班禅就说他愿意来北京，给乾隆祝寿。”
当听说班禅要来参加自己的七十大寿，乾隆大为高兴，欣然批准。六世班禅在西藏尚未启程，乾隆已发出六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在承德，为班禅修建行宫就是其中之一。班禅行宫建成后被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
1779年是藏历的土猪年，在经过三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一行在清政府驻藏大臣留保住的陪护下，沿着一百多年前五世达赖出藏的路线，启程东去。
早在兴建“小扎实伦布寺”之前１２年，1767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好局面，乾隆利用自己六十大寿和皇太后八十大寿的机会，用四年时间，仿照西藏的布达拉宫形制，在承德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又称为“小布达拉宫”。庙宇建成之际，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正好来承德觐见，乾隆大办筵宴隆重庆祝，并立碑以记之。
就在班禅行宫“小扎什伦布寺”加紧施工的同时，东行的六世班禅已从日喀则启程，经羊八井，翻越唐古拉山，渡过通天河，跋涉四个月后，抵达青海的塔尔寺。由于天气已冷，班禅一行将在青海塔尔寺休整过冬。
当时正在南巡的乾隆，对班禅途中的起居行止极尽关怀呵护。皇帝不间断地派人给班禅送去衣物、生活用品和四时瓜果，甚至连六世班禅出藏途中使用帐篷的式样和规格，乾隆都要请自审定。
1780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历时一年，跋涉两万里，顺利抵达承德，入住刚刚落成的须弥福寿之庙。班禅在承德逗留了一个多月，除了为乾隆皇帝祝寿、主持了须弥福寿之庙的开光典礼、当面接受了乾隆皇帝的册封之外，还参与了规模空前的佛事活动，频繁与皇帝接触，备受礼遇。
班禅在北京广作佛事，为众僧受戒，弘扬佛法，原准备在北京西黄寺过冬，第二年再返回西藏。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六世班禅抵达北京已近两个月，这一天，班禅大师在雍和宫为乾隆皇帝讲说佛法后，回到西黄寺，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乾隆闻讯后派御医诊视，发现班禅得的病竟然是天花！
三天后，４２岁的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北京西黄寺飘然圆寂。
班禅圆寂后，乾隆十分哀痛，下令铸造金塔以安放六世班禅的遗骨，在黄寺大殿存放百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黄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城塔和清净化城塔院。两年后，清净化城塔落成，乾隆亲自撰写了汉、满、蒙、藏四体碑文的《清净化城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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