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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克林顿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产生是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华盛顿。
那天，在著名的白宫南草坪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再一次握在了一起。
当天中午，江主席和克林顿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了他们此次会谈的成果在众多成果中，有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对江主席访美的“回访”，克林顿定于一九九八年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访问。或许是在那种算是“专业户”意识的职业习惯，我暗喜：这个专访美国总统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当年的十二月，我们向上级正式提交了一九九八年克林顿来访时进行电视专访的报道。随后，我们又在一些场合向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传递了我们希望采访克林顿的愿望。甚至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上了克林顿总统的法律顾问，希望他能从中促成这次专访。总之，从随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回来之后，在各方面为专访克林顿做准备一直排在我工作计划的前列。
一九九八年五月份开始，美方先后派出了三批先遣组同中方共同协商确定克林顿访华的日程安排。而直到六月中旬第三批先遣组到了北京，眼看克林顿的具体访问日程都一一确定，中央电视台专访克林顿却仍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多少有些发“毛”。
“这事儿不会黄了吧？”在与外交部主管克林顿此次访华新闻事务的官员杨秀萍电话联系的时候，我忧虑地问。
“不会的，这事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替你们争取呢。”电话那边已打过多次交道，我称之为杨姐的女外交官安慰我。“美方一直表示他们在考虑我们的要求，只是还没有明确表态。”
我仍不能放下心来，杨姐不会是在运用外交辞令吧。
然而，在这之后不久，我接连听到几个对我们专访很不利的消息（这几条消息后来都被证实了）。
一是据美国外交部透露，克林顿在访华期间与江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和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将会被电视直播。另外，应美方的要求，克林顿将在上海一家电台参加一次热线直播节目。
二是美国方面已经同意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在华盛顿接受一次驻美国的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
第三个消息更让人担忧。就在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媒介突然报道说，中国方面拒绝了三名访华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华的签证。这件事一时间在美国国内被炒得沸沸扬扬。克林顿迫于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在启程访华前专门在白宫为这三名记者安排了一次专访。
按照我当时的判断，这些消息都对我们不利。因为如果克林顿又是接受联合采访，又是到电台对话，他的活动又要直播，那么他就可能会认为再无接受我们专访的必要。另外，克林顿此次访华在美国国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自由亚洲电台”的事情被几乎所有的反对派认为是中国不允许新闻自由的例证。此时，克林顿要是再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独家专访，肯定还会遭致责难。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分析的这些原因，直到六月二十五日克林顿抵达西安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接到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后几天，我不断地打电话给美国使馆新闻官保罗和杨姐。他们都还是那句话：美方仍在考虑之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二十八日，也就是克林顿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前一天，还是没有消息。傍晚，我再一次拨通了杨姐的手机。
“我看这次‘黄’的可能性很大。”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疲惫。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问她。
“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可能性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吧。”
“在上海我们还有机会吗？”我试探着问杨姐。几天前，杨姐还在帮我分析说，如果克林顿接受采访，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应该是上海。
“我看也够呛。”杨姐的声音在手机中显得很微弱。
那天晚上，我几乎已经准备放弃了。但仍然按计划专门与策划编辑进行最后一次商量。
“到上海去”很快，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可以说是一个有多重效益的举动。
首先美方声称仍在考虑（不管这是真是假）在克林顿离开上海之前，白宫仍然有可能安排专访。我们必须处在一旦他们同意，随时能够开机采访的状态。只有在上海才能做到这点。这种状态只有保持到克林顿离开上海，我才能心安理得地最终放弃。因为此后克林顿在中国的几天访问，再也不可能接受什么专访了。桂林只有大半个白天，漓江山够他看一阵的。而去克林顿访华的最后一站香港专访他，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克林顿来讲都是不大现实的。
去上海的另一个作用是向有方面再一次明显表达这样的信息：中国国家电视台非常认真地期待这次采访，尽管它仍未被确定。
当然，要最终促成专访，也并非美国人完全左右，中国方面的愿望是白宫不能轻易忽视的。不过，向自己人传去的信息就与给美国人的完全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很敬业。
其实，作为记者，尤其是在进行重大采访的时候，机会的取得与进行采访、制作节目相比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在决定采访克林顿到专访节目播出的八个月中，最后关头决定去上海，是最至关重要的决定。
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听完我的陈述，当即拍板：去上海！
“空军一号”从首都机场起飞几小时后，我们一行十人登上了去上海的民航班机。
在赴上海的计划一被批准，我就向我认为将会有可能在美国总统是否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这件事件上起作用的所有人士进行了通报。
一下飞机，还没有到旅馆，我就开始又一轮通报。我先是告诉先期已赶到上海的杨姐：“我们时刻听从召唤。”
然后，我们又给美国使馆新闻官保罗打了电话。
我告诉他，中央电视台有十个人专门为这次专访赶到了上海，我们对这次专访非常重视，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等等，等等。许多话早已说过，再炒一遍，加深印象。意图就是尽可能让我们追到上海这个举动，最大程度地从心理上向美国人施加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艰苦的等待。一整天，我们呆在酒店里，一步也不敢离开。
不过，我们没有闲着，我们做好了所有准备：最后确定采访提问，画定了现场摄像机的位置，角度图，几盏灯光的强弱，光比也商量再三，在图上标出，一旦采访实现，编辑、配音、卫星传输，如何进行也准备了不同时段的几种方案。
我腰间的手机成了大家最关注的目标。每当有电话进来，所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的表情。几次之后，干脆听见铃声便起哄：“白宫来电话了！”
然而，消息却迟迟不来。
三十日下午四点左右，我的手机又一次响了，是美国使馆的新闻官保罗。
保罗一上来就对我声明：“我没有任何消息给你，也没有得到白宫的答复，不过，我现在要问你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接着，他询问了《焦点访谈》的具体播出时间、节目长度、我们的收视率情况、我们采访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如何翻译、要不要打字幕、采访内容是否会有删减等等。许多内容以前我早已介绍过，他仍然非常详细的又一一核实。
末了，保罗对我说：“水先生，我个人非常希望你们能得到这次访问，我祝你好运。”
从保罗这番包装严实的外交辞令中，我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有戏！
晚上九点多，杨姐在到上海后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她亲自找到了白宫的新闻秘书麦柯里，要求美方务必设法安排专访。
“对方的答复很积极，”杨姐说，“麦柯里刚刚给我回了电话，他说，这事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她最后说：“你随时待命，等我的消息。”像是在下一道命令。
在这种时候这两个电话的含义已经是明确无误了。
传达了电话信息后，我冒出了一句阿拉伯语：YINSHALA（愿真主成全）！这是我阿拉伯语词库中不多的几句之一。
早在几个月前开始准备采访克林顿方案的时候，我当时就认为，采访克林顿，难的不是如何能让他接受采访（现在看来，这显然有点判断失误），而是如何在采访中控制住他。这中间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面对着数亿中国观众，我们要尽量避免让一位美国总统在我们的电视上信口开河，端出美国的标准来指责中国的某些事情。而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虽有好转，但两国依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一九九七年华盛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公开地就两国的分歧展开过精彩的辩论。如果克林顿在采访中借助我们的镜头大谈中美的分歧、中国的人权纪录、西藏等敏感的问题，就会偏离我们此次专访的主题——两国关系及访华成果。
如何在采访中做到以我为主，争取主动呢？我们邀请了国内专门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研究如何对付克林顿。大家基本上的看法是我们的采访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自从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要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美之间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强劲有力。许多专家认为，我们在问题的设计上应该涉及到两国关系上的一些原则性和宏观的方面。比如请他谈谈两国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前景、他和江主席建立的热线电话对两国领导人加强沟通是否作用很大、中美两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合作如何等等。
第二个方面，中美之间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分歧。美国国会和新闻界对中国的攻击比较多地集中在诸如人权、西藏问题、军售、贸易逆差等方面，而我们对美国的不满则是在台湾问题、对中国的制裁、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我们要相对把焦点对准在我们关注的一些问题上。与此同时，克林顿目前正在他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加上美国国内经济连续八十个月稳步增长，他在发展中美关系上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可以放开手脚做一些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不敢做的事情，比如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请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再或者，请他考虑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等等。
第三个方面，克林顿此次是对江主席一九九七年访美的“回访”，属于友好访问的性质。作为近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此次访问的象征意义远大于访问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中美友好，问题可以设计得比较轻松、活泼。有些专家建议，我们可以利用克林顿第一站访问西安做一下两国文化传统方面的文章。还有，有一些专家提出，克林顿有可能带着夫人女儿一起访华，因此是否可以利用他的女儿、请克林顿谈谈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对未来的展望之类的话题。
有了这三个大的原则，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巧妙地设计相关的提问，这其实也是在采访中控制克林顿，争取主动的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如果我的提问过于开放，给他提供了空间，就不能避免克林顿借题发挥。而相反，如果我的提问相对比较封闭，比较直接，文化水平不低的克林顿当然不会“答非所问”，采访也就会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中展开。
于是，我们开始从中美关系上的一些“硬性”的问题上入手。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虽然有三个著名的联合公报，但是，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方面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这三个联合公报中规定的内容。克林顿访华前，中方曾经有一种意见，即建议中美双方就台湾问题再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美方在公报中声明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同意台湾以独立的实体加入任何国际性组织和机构，也就是所谓的“三不”。美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再搞一个联合公报，美国官方将利用适当机会重申这“三不”（事实上，克林顿果然在上海向新闻界重申了这“三不”）。当然，这些情况只是外交谈判中的一些幕后背景，在采访中不便公开点明。于是，根据这些背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实际上，多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集中体现在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上。许多中国人认为，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就应该很好地处理台湾问题。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还需要制定更为明确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这里，我们用“更为明确的原则”这一说法代替了第四个联合公报，用一种不点破的方式点到了克林顿理应心里明白的外交背景。
另外，为了调节采访当时的气氛，我们考虑采访中间可以考虑穿插一些涉及两国文化、传统、友谊的趣味性的问题。为此，我们决定采访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中美两国文化的轻松话题切入，然后再请克林顿谈谈他的个人的感觉，然后再根据他的回答，引导他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了解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够又结合克林顿的个人色彩，又让他的回答跟着我们的思路走呢？为此，我们对克林顿做了大量的“调查”。一些了解克林顿的人告诉我们，克林顿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人。据说为了访问中国，他还专门让人给他找了一些介绍中国的书籍阅读。克林顿人也很聪明，据说首访西安也是他个人的一个精心策划，其目的是想向美国人说明，中国的魅力以及他提出的和中国的“接触政策”的正确性。就从西安下手。于是，围绕着西安，我们设计了一连串三个追问式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您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城市西安，您为什么要在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首先访问这个城市？”
“很多人了解中国是从中国的文明和历史开始的，总统先生，在您的记忆中，您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什么？比如说，是通过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件什么事？”
“看来，您所说的也证实了许多人的一种观点，就是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和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来说，相互了解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而且不断保持这种沟通和了解就会使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不断地增多。这是否就是您来华前向美国公众所强调的要和中国保持接触的理由的基本出发点呢？”
当然，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们事先模拟出来的。在设计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请策划编辑张郇假设克林顿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然后再根据克林顿最可能的一种回答，设计下一个问题。
这种模拟采访不止进行了一次，在最后一次完成后，当张郇不无感慨地说：“克林顿恐怕根本想不到我们曾经这么琢磨过他！”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多照顾他啊！咱们又没问他性丑闻的事。”我开玩笑说。
说实话，直到七月一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顶层的那间会议室里，当看着克林顿进门向我走来的那一时刻，我才意识到我们包括“虚拟”采访在内的所有看似烦琐的准备是多么地必要。
和我们漫长的等待以及煞费苦心的准备工作相比，采访克林顿的过程却是那样地简短、紧凑和充实。
七月一日下午一点五十五分，克林顿终于走进了我们已经在里面等待了四个小时的上交所那件房间。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专访克林顿图片）
克林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显得非常轻松。一进房间，还未等我们开口，就向我来了一句随意的招呼：“哈罗！”
第一次走近克林顿，我才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足有一米八到一米八五之间。那天他全身上下最醒目的就是一条红地小黄花的领带，还有就是他那双大脚。如果按我们中国的鞋码算，估计足有四十四到四十五号那么大。
按照外国人的标准，克林顿长着一张“娃娃脸”。他的眼袋很明显，然而气色却显得不错。整个采访过程中的克林顿显得非常地诚恳。每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后，他总是把双手握在一起，两只大脚的脚背靠着脚背交错着叠在一起，身体微微向前倾斜。
当然，也许这是因为克林顿曾经学过外交和法律，知道怎样和人打交道，也知道什么样的身体语言会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相信他身边的人不会不告诉他，他将面对的是几亿中国观众。对于一个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媒体的社会”里的人来说，克林顿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克林顿的确很聪明，思维很敏捷，也很会配合采访者。
我们见面之后，为了使气氛能轻松一点，我主动和他寒喧了起来。我说：
“我叫水均益，是中央电视台国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这是我们海外节目的主持人，所以说，你今天面对的观众将是……”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考虑着用什么词更加准确。
这时，克林顿心领神会，马上接了我的话说：“国内和国外的观众？”
双方会心一笑。
采访开始后，我按照当初我们的设计先问他为什么选择西安作为此次访华的第一站。
也许是由于这些天的访问活动丰富，也许是因为刚和一些上海企业家共进了午餐，还处在饭后放松状态，克林顿略显得有一点疲劳，眼神不那么集中，他看着天花板，一边思索一半慢慢地说道：
我希望能从一个能够体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地方开始我的访问。这个地方可以体现出中国人民那种永恒的性格，当然我选择西安也是有个人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她的未来，最好地办法是首先了解她的过去……”他差不多已经进入状态了。
我接着问他，最初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的。
克林顿说：“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给我买的一套百科全书。书里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像是索引一样从A到Z，由浅入深。你知道当时没有电脑。我记得那时我一边看着世界地图，一边阅读有关中国的内容。我那时大概八九岁。我被书中的内容迷住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到中国来。”
接着，克林顿谈到了他这次来中国的感受。他谈到了中国戏剧性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他谈到中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变化，谈到了在基层领导人的任用及其政策的制定方面，中国老百姓的发言权在增大。这时，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找到了感觉。
他说：“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真正朝向开放和自由的趋势。显然，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作为一位美国总统，我希望这种趋势继续和增强，我认为，这种趋势是正确的，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我也认为这对中国是有益的。”克林顿已经完全摆脱了刚开始时的那种倦意，显得神采奕奕。
这时，我似乎感觉到克林顿有一点离题。“不能让他占据主动，”我对自己说。
“除了这些以外，你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冷不丁问他。
克林顿大概正在兴头上，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他稍有些迟疑地说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惊喜……”
此时，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改口。“让我想想，啊。我想我是有一点吃惊。是的，我有两点。首先，在我来之前，我没有想到我与江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会被现场直播。随后，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我昨天在上海电台热线对话都被直播了。
我没有预期到能够和中国人民有如此公开和广泛的交流……”克林顿这番话后来成了西方媒介在报道克林顿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样一条好新闻却是出自当时这样一个背景：我那个适时的追问打断了克林顿正欲发挥一番的关于民主的话题。而克林顿也的确很聪明，他不仅没有让我失望，而且还给了我，给了中国人一个值得喜欢的回答。
然而，克林顿毕竟还是克林顿。他是美国的总统，是以“自由世界”标榜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政治家。尽管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方案，我在采访中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机会，但是克林顿还是没有忘记替自己的国家做一点宣传，只不过他措词还是比较含蓄，不失总统级的风度。
二十五分钟的采访下来，我不禁在问自己，这是美国总统吗？真希望美国总统就是我见到的这样，希望他表里如一，更希望这位年轻的美国政治家回去以后别再找中国的麻烦。
从时间上算，克林顿是我采访的外国政要中最近的一位。然而，他也是最难采访的一位。
困难不仅仅在于克林顿是被认为当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家大业大，“谱”也大。联系采访的工作可谓是一波三折，绝处逢生。更难的还在于，由于中美关系甚是微妙，如何巧妙地设计这次采访以及采访中的提问也可谓费劲了心机，绞尽了脑汁。
对于我个人来讲，采访克林顿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近几年，总是有人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外国政要，怎么没有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的确，这些年来，我采访过许多国家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但除了个别几位以外，多数是一些小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曾经三次争取专访叶利钦，但每一次都只是和这位俄罗斯总统擦肩而过。美国总统就更是遥不可及。一九九七年随同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我曾委托中央电视台驻美国记者站的同事向白宫发过一份希望采访克林顿的申请，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记者的，最不愿看到的就是采访机会从眼前溜走。而当了十几年记者的我也有一个“坏毛病”：越是困难的事就越想把它做成。对于我来说，采访克林顿就是这样的难事。它就像是一次挑战，一个为了更进一步而必须越过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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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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